来自加沙的信
68岁的哈娜·哈瓦
编者注：新年伊始，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进入第二阶段，并陆续启动负责加沙地带非军事化、重建和行政管理的机构。然而，以色列总理强调，在哈马斯完成非军事化之前（所需时间尚不可知），一切重建都无从谈起。自去年 10 月停火以来，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500 人死亡，加沙地带总死亡人数突破 7 万。《韩民族日报》在非营利组织 ADI 与巴勒斯坦妇女委员会联盟（UPWC）的协助下，以书信形式陆续刊载在战火中饱受苦难的巴勒斯坦居民的心声。
人道主义精神仿佛消失殆尽，全世界似乎都对这些罪行视而不见。我母亲哈娜・哈瓦（Hanaa Yassin Ahmed Abu Al-Hawa，68 岁）被截去的脚，不过是这场人间惨剧中的一例。
我是伊斯兰・哈瓦（Islam Al-Hawa，37 岁），巴勒斯坦妇女委员会联盟南部地区协调员，在加沙地带工作。2023 年 10 月加沙战事爆发，死亡的气息从四面八方涌来。我们居住的加沙城已无安全之所。开战一周后，我与丈夫、儿女及母亲一同踏上逃亡之路。我有五位兄弟和两位姐妹，但只有我独自照顾母亲，她在 15 年前父亲去世后便一直独居。母亲随我家南迁后，以色列军队封锁了南北通道，留在加沙城北部的兄弟姐妹们无法与母亲团聚。
我们辗转逃往被占领军指定为 “人道主义区域” 的加沙南部汗尤尼斯阿克萨大学难民营。同年 12 月，以军突然在汗尤尼斯展开军事行动，我们全家被迫再次南迁至更南端的马瓦西地区。
战争开始九个月后的一个清晨，我发现母亲的脚趾发黑。我立即带她前往汗尤尼斯纳赛尔医院的无国界医生诊所。CT 扫描结果显示，由于慢性糖尿病并发症，她脚部周围动脉堵塞程度高达 93%-97%。医生表示，避免截肢的唯一方法是在拉法欧洲医院接受血管成形术，但该医院位于以军占领区。
三个月里，我们每日到诊所换药、服用促进血液循环的药物，苦苦等待能去欧洲医院手术的那天。然而那一天从未到来。黑色坏死部位逐渐蔓延至母亲整个脚部。最终，医生做出了残酷决定，必须切除左趾及部分脚掌。
2024年9月5日，母亲接受了三根脚趾切除手术。但几天后医生告知，脚部需进一步截除。母亲心碎了，她甚至宁愿有炮弹将自己带离人世。两周后，剩余脚趾也被切除。
为了给母亲的生活注入一丝希望，我四处寻找轮椅。然而，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甚至连医疗设备都禁止进入。我几乎敲遍了每一扇求助之门。经过一个月的奔波，最终以 200 美元的高价购得一辆旧轮椅。母亲的治疗费用、特殊饮食需求，再加上轮椅的开销，仅靠我微薄的工资，在物价飞涨的当下，要养活母亲和家人，实在难上加难。
我曾以为母亲的苦难就此结束。然而，手术四个月后的一天，护士在为母亲换药时发现，她的脚部有骨头增生凸出。医生说只是一个小手术，不必担心。但问题是，术后我们未能获得抗生素。两天后，母亲突发高烧，陷入昏迷。在被送往纳赛尔医院的途中，她失去了意识。
诊断结果显示，母亲患上了由败血症引起的低血压和心功能衰竭。昏迷八天后，她终于醒来，但腿部状况却急剧恶化。医生给我们一天的时间，让我们在保住母亲的生命和保住她的腿之间做出选择。这是我这辈子经历过的最痛苦、最残酷的抉择。
2025 年 1 月 14 日，母亲接受了膝盖以上的截肢手术。她失去了活下去的意愿，拒绝进食和服药。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勉强说服她吃下一点东西。
此后，我不仅要推着轮椅，更要全身心地照顾母亲。她仿佛随着失去的腿，也失去了说话的能力，陷入了深深的抑郁和悲伤之中。孩子们在电话里声泪俱下地呼唤着她，却无法打破她的沉默。即使在去年 10 月停火协议达成时，母亲依然沉默不语。我们在加沙城的家园已被以军摧毁，无家可归的我们只能继续滞留在这处难民营里。
如今，母亲再也无法用双脚走来拥抱她的孩子们，也无法在我生日时突然出现，给我惊喜了。被截去的不仅是母亲的腿，还有我心中的一部分。时光流逝，但这深烙心底的创伤恐难愈合。
为了不让母亲终日困于帐篷之中，我每天都推着轮椅，带她穿行在马瓦西的街头。我们目睹了无数苦难：失去双腿却无药可医，只能在夜里痛苦呻吟的孩子；全家遇难，孤独无依的妇女；为了失业的儿子，不得不乞讨面包钱的老人……只要这场残酷的战争不结束，这充满痛苦和绝望的故事，就将继续上演。
金志训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