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报告】揭开健康财政神话
9月中旬美联储作出降息决定，韩国央行金融货币委员会将于10月作出的决定备受关注。目前，韩国经济内需持续低迷，降息有助于内需恢复，但降息可能导致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中心的家庭负债大幅增加，韩国央行因此深感困扰。
韩国的家庭负债问题已成为限制货币政策操作空间的主要制约因素。本文将从新的视角，结合韩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审视韩国的家庭负债问题。家庭负债占韩国生产总值(GDP)比例超过100%的情况已经成为一个慢性化的问题，甚至如果不发生重大事件，就不会成为新闻。
■国家总债务比例与发达国家平均相似，但有显著区别
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和政府债务(以一般政府为准)加总被称为国家总债务(宏观杠杆，macro leverage)。2021年，韩国的GDP杠杆率为320%(家庭108%，企业168%，政府51.6%)，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328%)相近。然而，其构成显然不同。企业债务比例与OECD平均水平（147%）相差不大，但OECD的政府债务平均为102%，家庭债务则为69%。韩国外国语大学经济学教授孙宗七（音）在去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美国和欧洲的家庭债务自2010年以来稳步去杠杆化导致政府债务增加，而韩国的家庭债务则持续上升，没有经历这种过程。
韩国、澳大利亚、瑞士和加拿大的共同点是“低政府债务、高家庭债务”。但形成这种债务结构的过程和内容截然不同。导致“高家庭债务”的原因包括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低利率、强烈的自有住房需求、长期住房抵押贷款制度、消费信贷的持续增长以及家庭债务扩张速度快于经济增长等。至于“低政府债务”的形成原因主要包括健全的财政纪律和健康的财政政策基调、稳定的经济增长、丰富的自然资源(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强有力的财政管理机构和高效的税收体系。
不过，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异也同样值得关注。笔者认为应该关注韩国与这些国家的不同之处。首先来看家庭债务。根据金融投资协会2022年的数据，韩国家庭资产中非金融资产的比例为64.4%，远高于美国(28.5%)、日本(37%)、英国(46.2%)和澳大利亚(61.2%)。也就是说，除了上述共同原因外，韩国家庭资产中房地产等非金融资产占比高，也是导致“高家庭债务”的原因之一。
每当过去房地产市场不稳定时，各届政府往往交替实施需求抑制政策和供给扩大政策，但并未成功稳定市场，反而导致房地产价格进一步上涨，家庭债务大幅增加。在进步政府时期，由于严格实施总负债本息偿还比率(DSR)相关限制措施、贷款价值比率(LTV)相关限制措施以及指定住宅许可交易区等需求抑制政策，抑制的住房需求伴随着气球效应，导致价格大幅上涨，并刺激了实际需求和投机需求，使得住房抵押贷款显著增加。 而在更注重住房供应扩大的保守政府时期，通过住房供应扩大(甚至经济领导人曾鼓励“借钱买房”)来稳定市场的政策，最终以分配、申请、特殊供应等形式增加了住房抵押贷款，推高了家庭债务。 最近，尽管通过新婚夫妻特别贷款、青年住房贷款、老旧住房重建放宽(新城/旧城)等多种住房供应制度，以及新推出最长期限为50年的住房抵押贷款等政策，住房供应有所满足，但本质上家庭贷款的增加是无法避免的。
此外，韩国独特的住房租赁制度典租制同样需要承担高昂的租房押金，这也促使了家庭负债比例上升。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是韩国家庭债务中还包括19.1%的个体户贷款，这使得韩国的家庭债务问题与其他国家相比更加复杂，因为它也包含了经营性负债。
■低政府债务也是高家庭债务的原因之一
政府的财政政策方向也对形成这种债务结构起到了作用。澳大利亚、瑞士和加拿大的家庭债务也因住房抵押贷款而增加，但韩国的情况不仅限于房地产。个体户贷款、教育支出、医疗费用等也是导致家庭负债高的重要原因。这与韩国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过程中资源分配的结果有关，导致政府债务水平较低，民间部门的负债水平较高。截至2020年，韩国的公共租赁住房比例为9.2%，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九，公立医院比例为6.2%，公立学校比例为55.2%，也在OECD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这表明低政府债务比例与个体各自为生的生存压力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
韩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将对政府财政造成额外压力，因为养老金、医疗和社会福利支出将大幅增加。这与人口较少且移民率较高的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虽然瑞士的老龄化进程较快，但其养老金系统十分完善，因此政府财政负担较轻。澳大利亚也有完善的养老金制度。而在韩国，由于社会保障和养老金制度相对薄弱，家庭需要更多依赖个人储蓄和债务来应对退休、教育和医疗费用，因此未来家庭债务可能进一步增加。
虽然这些国家的家庭债务比例因房地产资产持有而增加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其他领域，政府通过财政政策提供了解决方案。因此，政府财政应明确肩负起责任。
首先，房地产市场稳定政策应从根本上转向住房服务(housing service)稳定政策，即增加住房供应，同时不应盲目追求自有住房比例的提高，而是应扩大稳定的住房服务。那些低政府债务比例的国家，其社会保障和养老金制度完善，政府不需要通过大规模财政支出提供社会福利服务。此外，由于税负率不低，这些国家的政府能够在无需大幅增加债务的情况下动员所需的财政资源。
韩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韩国的社会安全网仍不完善，养老金制度的保障水平较低，政府仍需通过财政大力支持这些领域。然而，过去20多年，韩国的税负率停留在19%至21%之间，难以满足这些需求。因此，政府债务比例的上升恐怕不可避免。如果家庭债务已经处于高位，而政府债务也大幅上升，韩国经济将难以承受。因此，在此之前，需要对政府财政政策进行前瞻性的转变。无论是涉及增税，还是大幅改善各领域的资源分配，政策上的拖延只会浪费时间。
柳德铉 韩国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