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近现代文学的“悖论式丰盈”
在主流男性父权的“启蒙”世界中
猛烈抵制现代理性的暴力
编者注：为纪念小说家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邀请韩国文学专家撰写一系列特别专栏探讨此次获奖的意义，并借此契机展望韩国文学的发展方向。
笔者认为作家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优秀的翻译，世界各地的读者终于能够打开韩国文学这本厚重的书的一页。毫无疑问，韩江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但她的成就离不开韩国近现代文学这一丰厚的基础。当然，这里的“丰厚的土壤”是一种反讽。韩国文学的丰富性实际上是源于韩国现代史所经历的几乎所有的苦难，殖民地、战争、分裂、冷战、军事独裁、压缩式增长、民主化、极端新自由主义，以及贯穿这一切的顽固的父权主义共同造就了韩国文学的悖论式的丰盈。
即使只局限于分裂后的韩国小说文学，崔仁勋、李清俊、赵廷来、黄晳暎、金元一、玄基荣、赵世熙等男性作家，以及朴景利、朴婉绪、吴贞姬等女性作家，都以毕生的精力与韩国社会的现实作斗争。韩国社会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矛盾和痛苦的缩影。他们的文学成就与英语世界、欧洲、亚洲、非洲、南美等第三世界的文学成就相比，丝毫不逊色。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没有因韩语这个语言障碍，早已多次被提名诺贝尔奖或获奖也不足为奇。问题仅仅在于这些外部的恶劣条件，如作品需被翻译成西方语言，以及诺贝尔奖国际政治学中韩国所占比例极低等问题。然而，韩江终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因为随着韩国文化地位的提高和韩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增强，翻译和推广问题逐渐得到解决，诺贝尔奖委员会对韩国的关注度也随之提高。同时，恰逢其时，出现了像韩江这样出色的作家。她早已凭借布克奖、美迪奇奖等在世界范围内备受瞩目，成为“有备而来的候选人”。
然而，为什么比她更有资历的老一辈男性巨匠黄晳暎却未获此奖，而是年纪较轻的女性作家韩江先获此殊荣呢？黄晳暎作为长期代表韩国小说成就与尊严的大作家，毫无疑问有资格成为韩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然而，黄晳暎相比韩江确实显得陈旧。他是一位正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也就是忠实于现代小说规范的作家。正如卢卡奇之后长期称之为“成熟男性形式”的现代小说，是关于坚强且具挑战性的男性主体的探索叙事。黄晳暎的代表作《异乡人》或《去三浦的路》中的主人公的彷徨，实际上是有计划的彷徨，他们是知道旅行终将结束而踏上旅程的。虽然主人公对明天一无所知，但作者深知他们的这种无知。在他后来的作品《客人》和《铁路工三代》中，虽然死者开始引导生者，出现了“超现实”的元素，但其中人物的命运仍然牢牢掌握在“先验的真理”之中。这种状况自19世纪以来就已成为现代小说的典型情境。
然而，韩江的小说与此不同。她的小说中充满了提问，却没有答案。甚至作者自己也不知道答案，只是在提问的形式中推动小说的发展。这是后现代或晚期现代写作的典型。此外，韩江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和叙述者，常常是那些长期被现代男性理性世界边缘化的边缘人、少数者、他者，她们的语言总是以偏离理性与真理的形式表达。《素食主义者》中的主人公作为无法融入肉食世界的少数女性，通过将自己变成植物才勉强保全了自己的存在。而像小说《少年来了》和《不做告别》展现的是，那些没有主流语言被强迫保持沉默的女性等只是被提议作为牺牲对象的人，即被排斥的人（Homo sace）面对国家暴力时如何保全自我的问题。这些作品中充满的超现实、神秘的宗教性和巫术性，是为从现代理性暴力中幸存下来的挣扎与智慧。
韩江的小说世界显然是卢卡奇仅限于承认短篇小说的抒情性占据绝对优势的世界，这分明脱离了近代长篇小说的根本特征。在《素食主义者》或《少年来了》中，故事更像是小规模叙事的连续，而非一个完整的长篇叙事。《不做告别》同样主要由事实与梦幻交织而成，内心的诗意回响占据主导。这是一种无法由客观真理保证的“未成熟主体”的散文形式。然而，正是在这种“未成熟”中，诞生了新的语言、形式与思想。当代韩国小说大多是这种形式的，并且大部分由年轻的女性作家创作。这是一种对长久以来隐藏在民族、民众、阶级等宏大主体背后支配世界的男性父权声音的坚决拒否，笔者认为这种拒否已经逐渐成为21世纪韩国小说的主流。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身为1970年出生、位于当代主流韩国女性作家长姐地位的韩江，这绝非偶然。
按这样的趋势，韩国文学或许将在大约十年后左右的时间再次产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文学是一种痛苦的记录，而非荣耀的记录。正因为如此，韩国这个以令人焦头烂额的方式维持的社会，反而具备了足够的能力去扩大再生产这些痛苦的记录。文学的基本存在形式是悖论与反讽。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不应仅仅被视为韩国创造的又一个“第一”，它应该被记住为一个事件，证明在这个盲目的韩国社会中，仍然有力量能够停下来反思、回顾并记忆，这种力量依然以文学的名义存在。
金明仁 文学评论家 仁荷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