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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为韩国社会幽灵的青年们,提高青年的地位

“希望决策者是些打过工、做过派遣劳务的人”

[计划:幸福与共的社会]
向青年提供公平的起点(4)

(图片来源:韩民族日报社)

“如果负责制定青年政策的人也是打过工、做过派遣(劳务)的年轻人,那该多好呀。那样可能就会制定一些让人更有共鸣的政策了。”

以派遣员工身份在京畿道安山工业园区工作的李美利兰赛(音,23岁)2012年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天安和安山制造企业做派遣劳务。她已经先后辗转了五家公司。不久前她曾在安山工业园区一家大规模制造企业的内部转包公司做派遣员工,现在又踏上了寻找新职位的征途。公司说工作量积压严重,患了流感也不给批假。就在几天前她因为一时生气从公司辞职。

她说“新闻说现在是‘青年失业人数超过百万人的时代’,但我完全感觉不到,就业岗位本身并不缺乏。问题在于,那些太简单得到的非正式职位,一般都会受到(企业的)轻看”,“不仅以工作量为主极力压榨劳动,工作期间(在工资、休假、福利等方面)的待遇也与正式员工存在很大差别”。她虽然正在求职,却未能得到失业救济金,因为她不仅没有加入六个月以上雇佣保险,还属于自动辞职。这次她希望找个好点儿的地方工作,但由于需要赚钱补贴家用,她很可能会再次选择比较容易找到的“不稳定”工作。

“88万韩元一代”之后,过去几年间韩国社会不断出现关于“N弃一代”、“地狱朝鲜”等的讨论,但这种讨论始终只是纸上谈兵,未被反映到现实政策中去,而在此过程中,青年们的阶层固化速度已经达到老一代无法想象的水平。在并不富裕的家庭长大后辗转于并不稳定的工作岗位,这样的李美利兰赛是现在韩国社会最需要关注的青年群体的典型代表。以低薪非正式职位踏上第一份工作的青年群体不仅难以转移到稳定的工作岗位上去,工资也很难随着资历的积累而上升,很难形成资产。他们多被置于四大保险的死角地带,难以享受到社会安全网络的惠泽。

《韩民族日报》向包括李美利兰赛在内的青年当事人、各界专家、政治人和政府官员等50人询问对于青年问题的看法和解决方法,不少人认为应从缩小劳动市场工资差距、消除教育不平等、为青年建构社会安全网等优先课题开始着手。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受访者一致认为,若想把这些课题变为现实,必须大幅提高青年们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的金熙三研究委员以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不同国家分别以2010~2014年为准)资料为基础分析制作的报告书显示,如果将韩国40多岁群体的社会地位定为1,韩国20多岁群体的相对社会地位只有0.61,在51个比较对象中仅高于加纳,排名倒数第二。

青年当事人言简意赅地指出,一直以来,韩国青年都严重缺乏政治代表性,导致韩国社会从未认真讨论过青年问题。首尔市青年中心企划室长申润正(音)表示“外汇危机以后,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深化,就业岗位、居住、负债等问题集中发生在青年身上,却从未得到过认真的讨论。急需搭建社会安全网,保证青年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不再继续坠落”。崇实大学文艺创作学系的兼职教授南郑旭(《不如死了算了》的作者)说“韩国政治的高龄化问题太过严重,导致青年们的活动受到了相对阻碍。希望青年们能够以某种方式在政治领域登场,掀起一阵风浪”。

之所以有意见提出应认真倾听“真正”青年们的声音,也是出自这一原因。20多岁群体自治媒体“高喊20”的记者崔孝勋(23岁,大学生)表示“政府声称已经通过奖学金制度实现半价学费承诺,但学生们并不这样想。依然有很多朋友因为学费问题被迫休学”。《我是地方大学时薪制讲师》的作者金民燮(33岁)也强调应倾听我们时代“平凡”青年们的故事。他说“举办青年听证会并不会听到平凡青年的声音,必须前往便利店等打工现场,找到苦难的青年们,直接从他们口中听取报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社会各处像幽灵一样存在的青年劳动者制定出他们迫切需要的政策”。

皇甫莲 记者, 崔宇利 记者, 朴承宪 记者

韩語原文: http://www.hani.co.kr/arti/society/society_general/7290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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