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继承”下来的官商勾结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是顺从于政权优势的企业
“21世纪是在财阀优势中交换利润”
那时是父亲交钱，现在是儿子捐款。当时是父亲（朴正熙）的政权要钱，现在是女儿（朴槿惠）作为总统拿钱。
12月6日举行的国会“为查明朴槿惠政府因崔顺实等民间人士干政嫌疑事件真相的国政调查特别委员会”中，为Mir财团和K体育财团捐款的9名财阀总裁证人出席了会议。韩国“代代相传”的官商勾结拽出了历届最大规模的大企业总裁们，让他们出席了听证会。成为痼疾的官商勾结的根源需要从根本上清除的呼声越来越高。
韩国民主化之前的官商勾结以政治权力的优势为基础。综合水原大学李汉九教授《韩国财阀史》等研究结果来看，政治权力和财阀的勾结始于1948年政府成立当时。对于李承晚政府时期的官商勾结，李教授表示,“商业一定会和政府相连”。经济活动中，政府的力量非常强大。日帝强占期留下的敌产和美国巨大的累计援助物资被韩国政府转让、分配给了企业。韩国政府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金融机构曾属于国家，但随着1957年银行股份出售生效，财阀开始支配金融业。韩国战争以后政府发包工程在建设需求中的比重很大。李承晚自由党政权主要从中标政府工程的建筑公司处收取政治资金。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朴正熙政府促进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官商勾结更加严重了。“扫除腐败和旧恶”的5•16军事政变中，《革命公约》也没有得到贯彻。军事政变之后，朴正熙前总统将涉嫌官商勾结的企业家们拘留等进行施压，立马改变了态度。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全经联)也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CJ集团前会长李孟熙在回忆录中称“革命政府（朴正熙政府）成立后就开始到处对当时的政治势力持更为严重的否定”，“最严重的是就各种项目的许可问题，政府暗中插手”。
20世纪80年代，韩国官商勾结继续深化。全斗焕前总统作为1963年国家重建最高会议秘书官前后三次近距离辅佐朴正熙前总统。官商勾结的形式也与之相似。全斗焕前总统在任时从企业处直接获得政治资金，为了预备退休成立日海财团强制收取捐款。向Mir财团和K体育财团捐款的财阀中有6家在28年前也曾向日海财团捐款。为日海财团出资的财阀总裁和为Mir财团和K体育财团出资的总裁中有几人是父子关系。
1988年日海财团听证会时，现代集团前名誉总裁郑周永曾作证存在强制性而引起了风波。但是大检察厅中央调查部当时并未对全前总统或当时的总统卢泰愚进行调查，只在1989年1月对前秘书室室长张世东提出了起诉。朴槿惠总统的前秘书室室长金淇春当时作为检察总长指挥了调查。消极地指挥了当时调查的金淇春前室长巧合的是此次听证会的证人。
1987年民主化以后，韩国官商勾结的规模变小了，但却没有完全根除。政党的运营较之前变得更为透明，但总统选举的资金依旧存在问题。全斗焕前总统和卢武铉前总统从企业获得多达数千亿韩元的政治资金，1987年12月因涉嫌挪用总统选举资金，接受了事后处罚。1997年总统选举时，三星等大企业向朝野政党提供了非法政治资金的事实，因“三星X文件事件”很晚才被暴露。2002年韩国总统选举资金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大国家党收受800亿韩元左右的资金，新千年民主党收受100亿韩元左右的资金。大国家党以现金形式收受巨额贿赂的“整车事件”（巨额韩元分装在购物袋中，分几次用汽车运送）也来自这个时候。
21世纪以来，韩国官商勾结在企业力量强化的情况下变为了“交换式”。企业像过去那样公开捐献政治资金的事情渐渐减少了。1993年开始实施的《金融实名制》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为了项目通过审批，以合法形式进行的秘密交易的嫌疑变多了。李汉九教授分析“21世纪官商勾结的重要区别是财阀的力量比政府更强了这一点”，“如果说过去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那么现在因财阀的力量变得强大，不会像过去那样让‘交出钱来’还唯唯诺诺，（企业）现在在捐款这件事情上是以交易性的角度出发的”。
总裁被国会采纳为证人身份的财阀们就受到这样的怀疑。三星和乐天等企业是否是因为国民年金表决权、免税店事业和总裁赦免等自身利益才对政权的不正当要求做出回应的呢？
有人指出,要想根除官商勾结,必须对逐渐强大的企业进行结构改善。汉城大学金尚祖教授在最近向媒体投稿的文章中表示“对于非法、不当行为毫不犹豫的总裁一家人才是招来幕后实权人物的威胁和恐吓的元凶，财阀不是官商勾结的受害者而是共犯”，“企业要成为（政权）无索取余地的企业。这就是支配结构的改善也是财阀改革和经济民主化”。展现了包含调查机关在内，国民对政府的监督需要进一步加强的观点。李汉九教授称“政府和企业必须不收不受”，“必须让行政变得更透明，促进民主化，需要国民对权力机关进行监督”。
高罗武（音）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