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参观全国造船厂时，我在庆尚南道巨济的三星重工业工厂见到了作为外包的管道工。他说，在5月一同工作的一位青年在取出正在打磨钢板的砂轮机时被削到大腿，动脉被割断。当时用外包企业的车辆将流血不止的人护送到了医院，两天后死亡。同事纷纷惋惜称，如果叫了三星重工业急救车（3119），得到紧急救治，可能他会活下来，结果公司为了隐藏事故使他丢了生命。今年这个工厂中死亡的劳动者便有5人，且全是外包工人。
5月28日，为修理九宜站发生故障的9-4号乘车安全门而失去生命的19岁青年、2013年1月圣水站以及2015年8月的江南站中丧命的两名青年都是外包工人。6月1日南扬州地铁施工现场发生爆炸，4名Posco建设外包工人死亡。25年前，民主劳动组合的呐喊传播开时所唱劳动歌谣中的那句“从玉浦造船厂向着那首尔铁路之上”已然成为2016年外包工人惨叫的回音。
我们要求首尔地铁公开雇佣人员现状的资料。以今年4月末为基准，外包工人人数为4,253人，其中并非只有安全门修理员。电车整修、区内驾驶等业务都由外包企业承担。大田和光州的地铁站务员也进行了外包。韩国铁路公社（Korail）将铁路维修业务出让给了子公司韩国铁路公社技术公司。以去年8月为基准，韩国铁路公社技术公司的正规员工为44人，外包工人有911人，临时工所占比例超过了95%。近五年来，由外包工人转为正式工人的人数为零。2011年12月，仁川机场铁路桂阳站修理铁道时被火车碾死的5名工人亦是韩国铁路公社技术公司的外包工人。1997年外汇危机前后，由造船厂开始的“工作外包”瘟疫开始弥漫全国。生命和劳动分别由效率和费用节省所替代。这一瘟疫甚至浸润到公共领域，花样的青春年华们消逝而去。
有报道，警察认为“九宜站事故的第一责任人是没有注意看乘车区域监控的站务员，正在研究是否适用于工作过失致死罪”。也就是说，站务员因为没有看到50多个监控中的一个而成为惨案的凶手。将市民的生命和安全业务承包给外包企业的首尔市，如果国有企业职员一人不增的话，我们将不会追究政府阻止直营转变的罪责。工作的外包化不仅使得19岁的青年，就连列车事故的列车员和事故发生站的站务员都卷入悲剧之中。
也许我们也是九宜站事故凶手的共谋。如果我们没有忽视圣水站和江南站事故，如果在现代重工业的外包工人在工作过程中坠海身亡、三星电子外包企业派遣工人因甲醇逐渐失明时，我们没有沉默，结果会不会有些许的改变呢？6月5日，在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2016年更好的生活指数》中，韩国在38个调查对象国中排在28位。每周工作50个小时以上的工人比率、工作与生活的均衡、全面的健康状况、共同体凝聚力等都是倒数第一。沉默导致了韩国社会的今日。
人们纷纷涌到九宜站惨案现场。原本只限在网络上的文字被转移到便贴纸上贴在了9-4号乘车区域。隐藏在社会关系网服务中的愤怒已经发展为向九宜站的行进。将绝望视作宿命而生活的造船厂外包工人们把目光转向了工会。外包共和国是否已经迈出阻止“死亡的外包化”这一流行病的脚步呢？
朴占圭 创造无临时工世界执行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