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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 韩国“亲日派”,仍在制造伤害的加害者

3月2日,遗属会和广大遗属与京畿道议会的郑大云议员一起在京畿道议会少女像前召开记者会,要求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拉姆塞耶撤回论文,并敦促韩国国会制定法律对歪曲历史、侮辱受害者的行为进行惩罚。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拉姆塞耶提出“慰安妇是签合同自愿卖淫”的观点,引起了巨大风波。不少外国学者都站了出来,积极反驳在战犯企业三菱集团支持下成为客座教授的拉姆塞耶赤裸裸歪曲历史的论文,其中不乏在国际社会享有盛誉并且在韩国军事独裁时代乃至烛光革命时期始终支持韩国民主化和人权运动的七八十岁学术界元老。

但是,一些“亲日派”韩国学者却对这些海外学者加以指责,称“外人没有资格发表评论”。究竟谁才是“外人”呢?日军慰安妇和纳粹的强制劳动等对人类的犯罪,既没有追诉时效、也没有国境可言,因为全体人类都是当事人,只有支持受害者还是支持加害者的区别。无视受害者的证词、一味支持加害者的逻辑,不是做学问,而是单纯的政治行为,是对建立在无数人牺牲之上的学术自由的亵渎。已经去世的李泳禧教授曾怒斥他们是“面对强权不敢斗争的懦夫”,将他们的形象刻画地入木三分。

那么,这些用国籍做借口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就是1910年积极推动“韩日合并”并以此获得日本帝国主义封官封地的“卖国奴”,委婉来说就是所谓的“亲日派”。1965年的韩日协定便是此种大韩民国政府的手笔。当时那位曾效力日本军队的独裁者不顾民众的反对发布军事戒严令,与日本签署这一协议,并偷偷挪用日本支付的补偿款。而在2015年,这位独裁者之女又以总统身份代表大韩民国政府签署了《韩日慰安妇协议》,打算用一百亿韩元封堵住10多万受害女性的悠悠之口,延续了“亲日”的血统。这种帝国主义与其帮凶签订的带有浓厚欺骗性质的“协议”,难道也可以算作国际协议,值得尊重?

“亲日派”一直活生生存在于韩国社会之中,远远没有成为历史。他们在首尔中心糟蹋和平少女像,进行示威,和那些在绝食抗争的世越号遗属面前大吃比萨进行揶揄的人一样令人感到面目可憎。他们在美国和日本到处宣传“慰安妇是假的,也不存在强制征用劳工”。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如此固执地给受害者及支持受害者的人们添堵呢?

最近,笔者有机会重新审视了一番在解放后自动变成加害者的“亲日派”的历史。太平洋战争末期,日帝在准备发起冲绳战役时,曾紧急征集一批朝鲜壮丁到当地搬运武器、挖掘战壕。当时被征走的大多是庆尚北道各个村庄中生活贫困且没有力量反抗的穷苦百姓,而负责征丁的不是日本人,而是朝鲜巡警、文书胥吏、郡政府工作人员和地方名流。这些人抓来大量百姓,进行训导和动员后把他们送往战场。当时也有不少人逃跑或反抗,但为了家人,很多人都只能被迫顺从。

被强行带到冲绳县的朝鲜壮丁像牛马一样被劳役使唤,他们被赶往战场成为炮灰,甚至遭到处决。战败后日本找到在冲绳战役中死亡的每一名日本军人,记下他们的名字,纪念他们的牺牲。但在战争中死亡的朝鲜人究竟有几千还是几万,他们却连模糊的数字都没有公布。曾具体记录这些朝鲜人由什么人从那个村庄征用而来的日本故意隐藏强制征用朝鲜人的记录,否认受害者的证词。

生存下来的朝鲜人直到解放1年后才返回故乡。他们眼看着同行者在残酷的战争中死亡,回家时已是满身疮痍。不少人面对把自己送往死地的亲日警察和官员,忍不住满腹怨恨和复仇心理采取了报复行动。但在彼时,那些警察和官员已经投入美军政府的麾下,成为新的掌权势力,轻轻松松便把这些要求查明真相的受害者打为“红色分子”,进行暴力镇压。

是什么原因让那些日帝反人道犯罪的受害者忍气吞声地生活了那么长时间?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一番大韩民国的那段历史。曾经为生存和出人头地而选择“亲日”的那些人在解放后转而举起“反共”的大旗以寻求自保,对自己的加害行为进行合法化。经历冷战和战争之后,曾为日军效力的军官们摇身一变成为韩国军事独裁的掌权人,他们代表韩国与日本谈判殖民损失补偿金额,私自挪用补偿金额并强迫加害者保持静默,变成了新的加害者。

郑炳浩 教授

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掩盖下,否定日帝强制征用历史的“亲日派”没有受到清算,正义未能及时得到匡扶。虽然他们对数十年前的历史犯罪行为不负有直接责任,但如果他们凭借亲日行为享受到了不应有的利益,那便可以视为相关历史犯罪的“事后从犯”。我们必须查明他们践踏着无数牺牲者的鲜血和眼泪享受特殊地位和权力的根源。而那些为掩盖他们的罪恶历史仍在为当时的加害行为反复辩解的亲日派则成了新一波的加害者。我们必须明确他们的罪过,并向其问责。

郑炳浩 汉阳大学文化人类学系名誉教授

韩語原文: http://www.hani.co.kr/arti/opinion/column/9852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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