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亨根 社会学家
仇恨政治的化身唐纳德·特朗普重新成为美国总统。他是一个有权势的人，在韩国，也因他充满担忧。他是一个异端。作为保守党的领袖，他煽动群众称，“既得利益者已经腐朽”，尽管他所属于曾领导解放奴隶的政党，但却毫无顾忌地使用种族主义语言，在一个移民国家呼吁驱逐移民。一些对他的极端主义感到厌烦的共和党人已经离开了该党，而曾经是民主党大本营的许多白人工人阶级则转而支持他。中西部和东北部衰落工业区“铁锈地带”的低收入白人工人造就了特朗普。他们经常被描绘成无知的种族主义者。但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从本质上讲，他们是农村人。来自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人被称为“乡巴佬”，因为在户外工作时颈背部会泛红，所以也被称为“红脖子”。甚至还有“白人垃圾”这样的蔑称。特朗普的竞选搭档詹姆斯·戴维·万斯因一首关于在铁锈地带长大的歌曲《乡下人之歌》而成名。原名为《乡下人的悲歌》，即悲伤的歌。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贫穷的山区居民迁移到工业地带。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崇尚勤劳和荣誉的文化，性别歧视和粗暴的文化也一同扩散开来。与万斯的祖父母一样，他们也是罗斯福新政后民主党的终身支持者，将其视为劳动人民的政党。
万斯成长的20世纪80年代，工厂纷纷撤离，工业城市日渐衰落。失业的男人酗酒并挥舞暴力，十几岁就生下孩子并被遗弃的妇女染上了毒瘾，万斯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随着家庭破裂、信仰崩溃，福利进一步摧毁了穷人。滥用福利制度的“福利皇后”讥笑那些拼命工作的人，她用儿童福利金购买工人买不起的手机。渐渐的质疑越来越多。没有工厂，福利如何能带来希望？像克林顿和奥巴马这样成熟、富裕、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主党领袖似乎都是伪善者。听了万斯所说的话，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何如此热衷于承诺驱逐“福利皇后”和移民，将工厂带回美国，并肃清腐败的华盛顿的特朗普了。
他的故事是真诚的。但这就是全部吗？万斯的故事与与他年龄相仿的作家莎拉·斯马什 (Sarah Smarsh)讲述的故事《心脏地带》有重叠也有分歧。在美国中西部的堪萨斯州农村，这个美国的地理中心和美国价值观的中心，响彻着贫穷、暴力和绝望的悲歌。对于妇女来说，苦难更加深重。他的妈妈在17岁时怀上了他，他妈妈的妈妈在34岁时成为了祖母。这有什么问题？就像万斯说的那样，做“福利女王”就行了。在一个以勤奋工作为荣的文化中，领取救济金被认为是可耻的。“我感到羞耻并不是因为我的罪过，而是因为整个社会对穷人的蔑视……也许这种对穷人的蔑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福利制度的态度”。公共政策和舆论将救济金领取者描绘成令人厌恶的人，他的家人即使符合条件也没有申请。相反，他们接受了贫穷。在大学里遇到的中产阶级进步主义者同情穷人，并为他们慷慨纳税感到自豪。他们不知道“为了拿救济金养活孩子而在纸杯里小便的感觉”是什么滋味。
世人指责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是种族主义者，是右翼分子。但事情的顺序已经发生了变化。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是进步的堡垒。自豪感的丧失和羞耻感，蔑视、鄙视甚至怜悯的文化政治将他们变成了仇恨的化身。
残疾人兼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劳动运动家伊莱•克莱尔(Eli Clare)在《流亡和自豪感》一书中讲述的经历因此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从小受到白人男性乡巴佬的虐待和性侵犯，后来离开家乡参加社会运动。她的大多数环保主义者和酷儿活动家同事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把工人阶级视为笨蛋和老古板。每当这时就会想起在烈日下变红的他们的脖子、贫穷的劳动。如果不考虑富裕、高学历的进步派与贫穷、低学历的保守派之间在情感上的敌意，就很难理解当今的美国政治。
这种敌意的背后是当代美国政治乃至整个西方政治的巨大结构性转变。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资本与意识形态》一书中研究了西方主要国家从1945年到2010年代的选举结果，他的发现令人震惊。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以低学历和低收入工人阶级的支持为基础的劳动党、社民党、民主党等选举左派逐渐转变为高学历、高收入阶层支持的学历精英政党。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他们支持全球化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认为左翼比右翼更具竞争力。那些落选的人可以用福利来安抚。工人们受到羞辱，纷纷转向保守党和极右翼政党。富有的左派精英嘲笑他们是“自作自受”，而他们就用选票来“惩罚”那些左派精英。世界就是这样被搅乱的。现代政治就是这样沦为教育和财富精英的寡头政治。这就是皮凯蒂批评的要点。据美国《金融时报》报道，在此次总统大选中，高收入者倾向于民主党，低收入者倾向于共和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表示，“工人阶级抛弃了民主党，而民主党抛弃了工人阶级，这并不惊讶”。特朗普只是一个症状。原因在于精英寡头政治。
韩国的情况与西方不同。韩国社会右翼化严重，独立的右翼力量薄弱。由于福利制度薄弱，围绕福利的污名政治也不突出。那么就可以说是别人的事了吗？农村地区甚至工业城市已经开始衰落，大批移民流入也是现在进行时。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都市之外，绝望无处不在。对于贫穷的老人一代、失去希望的20岁一代男性的“令人厌恶的选择”，高学历中产阶层进步主义者的轻蔑和嘲弄也相似。与此同时，韩国的主要政党民主党已决定取消金融投资税，并正在积极考虑放宽遗产税和不动产综合税。不知道这是选举策略还是因为他们很有钱。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在无法回头之前，我们需要改变方向。悲歌也在韩国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