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大彩头检察官”陈景骏事件，“专管法律界不正之风的律师”洪满杓事件以及在青瓦台与此两股浊流同流合污的民政首席秘书官禹柄宇事件，同时还有前教育副局长罗香旭“人民猪狗论”的发言。在这一涌而来的冲击性事件中，韩国人愈发地迷茫与疑惑：我为何还要在这种人的统治下生活？
为了通过人民获得那1%的统治权力（又或者已经拥有那1%但仍不满足）而不遗余力的嘴脸确实让人感到愤怒，但是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这些人不顾自己所做出的各种决定与判断会对人民的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应该接受批判的不仅仅只有他们，即便不是极端的违法行为但是利用公职权力谋私利的途径仍有很多：从高位退职后去到企业、法律事务所；法官和检察官做起律师；军人成为军工企业的幕后活动成员。按照罗香旭局长的话，精英公职人员利用各种机会追逐着那1%的统治权力。虽说没有违法便可以称得上是没有问题，但严重的问题却在别的方面。那些他们在公职职位上所做出的决定和判断很有可能被歪曲。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亚瑟•米勒（音）教授如此解读法律界精英，“那些聪明并且大有前途的年轻人作为法律专家会被编入上层或是统治阶层，而这一阶层人的利益通过立法以及司法得以反映……同时他们倾向于追求那些他们自己或与他们同乘一条船的集团所认为重要的利益”。结果也正是如此。在美国全国法院援助中心所做的调查问卷中显示，66%的人回答称，“比起个人，法院对企业更为友好”，还有44%的回答道，“较其他阶层，富人会更加被法院优待”。
韩国的国家机制不也是如此吗？换句话说就是仅仅集中在法律界的那些问题。精英公职人员的上层倾向和编入导致他们在公职工作中不是为了大多数人民服务而是着眼于那1%的统治权力阶层。明显的例子就有，陈景骏在晋升为检察官时，负责其人事调查的民政首席秘书禹柄宇便掩盖了其持有巨额股票一事。根据常识，若持有无法流通的非上市股票100亿韩元左右便很明显是涉嫌腐败。这就意味着，首席秘书禹柄宇是故意放其一马，又或者是已经对这等分量的贪污感到麻木了。充斥在韩国社会的如此贪污腐败却还奢侈享乐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了。
更大的问题在于那些1%的统治权力阶层并不把大多数平民百姓放在眼里。“百姓和猪狗一样，只要能保证他们基本生活就行了”，在这样的态度下，教育制度打破阶层局限的可能性为零，也不会有所谓治理不公问题的决心亦或关注最低工资。
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对民主统治原理解释道，“公职人员应关心选举出他们的人民所关心之事……他们心中不应该有与人民利益无关的想法”。这一法则即所谓通过选举实现“频繁的更换”。但是并非选举产生的行政和司法部门的精英公职人员又该如何呢？
对于明显的腐败现象连做出正义的处分都很难实现，更何况现实还不止如此。需要找到能让99%公职人员过着“猪狗般”的生活以及能够苏醒他们99%的视力与嗅觉的方法。应该并没有多少公职人员想要成为这样的人。韩国人民有权选择将统治权力赋予谁，因为“统治我们的是我们的天赋权利”（《常识》）。
朴溶铉 政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