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亨根 社会学家
“大家都闭上眼睛，把手放在头上！”
连一点呼吸声都听不到的考场响起了监考老师的声音。听到桌子上放第一节国语试卷的声音，心脏好像要爆炸了。“开始！”终于睁开眼睛看了试卷。看到第一个问题的瞬间，用时髦的话来说，精神崩溃了。也就是说，出现了教科书外的问题。在学历考试时期，出现教科书以外的问题尚属首次。对于意想不到的事态，到处都发出了叹息声。我的心也砰砰跳。但是内容不是很熟悉吗？这是金裕贞的短篇小说中的一部分。在那一瞬间，我产生了天助我也的想法。自信感涌上心头。虽然第4节课考砸了，但是多亏国语成绩好，才得以挽回。数十年后的今天，仍然记忆犹新。
当今韩国社会，出身大学对决定社会阶层和威信产生巨大影响。大学入学考试成为全体国民关心的问题，入学考试的公正性成为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上周举行了高考。为考生们加油的消息非常多。话虽温和，但现实却很冷酷。“胜者”只是少数。密密麻麻的大学序列的梯子越往上越窄越陡。
不知从何时起，在韩国社会出现了“上升移动的梯子断了”的叹息声。据说，以前在困境中，也有很多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考上“名牌大学”，实现阶层上升的事例，但现在很难了。这是“山沟里不出龙”的批评。经济学家朱炳基（音）从有收入下游20%的父母的人上升到收入上游20%的概率的观点出发，计算出“山沟龙机会不平等指数”。据悉，该指数从1990年的19.79上升到2016年的34.82，意味着机会不平等大约加深了近两倍。
政治家们出面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前总统文在寅在大选候选人时期曾承诺“将重新建立倒塌的教育梯子”，尹锡悦也承诺“将支援青年的资产形成，重新架起断裂的阶层移动梯子”。民主党党首李在明非常支持。他甘愿承受争议，宣布“将恢复司法考试，扩大统考招生，保障阶层移动阶梯”。首尔市长吴世勋也表示“将通过首尔学习(Seoul Learn)重新架起阶层移动阶梯”。这是用公共资金支援私教育的稀奇想法。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承诺重新建立“上升的阶梯”。
数一数二的西方政治领导人也是如此。以与劳动阶级决裂的第三条道路路线而闻名的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承诺，将把英国社会打造成乘着机会的阶梯，任何人都能成功的中产阶层社会。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在政治故乡芝加哥的贫民地区发表了这样的讲话：“应该给所有青少年最大限度的机会。让我们通过机会的阶梯，让低收入层的青少年成为中产层。”
大部分政治领导人承诺，将重新搭建断掉的梯子，让所有人都能爬上去。尽管如此，不平等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日益扩大。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政治家都是说谎者，实际上带头切断梯子吗？这是过于冷嘲热讽的结论。趁这个机会干脆改变一下想法怎么样？或许是我们越是努力决定建立梯子，不平等就越严重。
在英国社会，进步左派的志向集中于建立上升的梯子的50年代后期，左派文化研究者雷蒙德·威廉斯举起了反对旗帜说：“梯子才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完美象征。”梯子无疑提供了攀爬的机会，但那是“只有个人才能使用的装置。”如果社会致力于提供个人成功的机会，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第一，改善共同体的共同任务减弱，第二，垂直等级秩序的观念更加正当化。梯子承诺机会平等，但代价是社会分裂，不平等加剧。不顾他的批评，“梯子”成了时代的流行语，“机会平等论”成了大势所趋。在主张减少结果不平等上有负担的政治家们喜欢说这句话。
还有一种比喻是经常和梯子一起被提出来的“同样的起跑线”。我们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赛跑。所以这是“公平的竞争”。出发信号以后的事情是个人责任。就像不把领先者和最后一名之间的差距拉大当作问题一样，也不能介入结果的不平等。
在现实世界中，同样的起跑线这一想法本身就是虚构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有人开着跑车，有人骑着自行车出发。总得有人自己跑。有时候背着父母。努力就可以了吗？事实上，连努力的机会都不平等地分配。要想真正消除或最小化这一差距，不得不介入结果的不平等。这就是如果机会平等论变得真挚，只能与结果的平等论相遇的原因。这是主流政治家们极力回避的真相。
我还算属于善于爬机会梯子的那部分人。仔细想想，在学历考试时，没有对教科书外的问题感到惊慌，反而获得了自信，这多亏了我们家有韩国文学全集。如果没读的话可能没有用，但如果根本没有的话，连读的机会都没有。我爬机会梯子的时候，很多同龄的孩子都没站在梯子前。在大学升学大幅增加的80年代末，加上2年制的大学升学率也只有30%多一点。回忆教科书外的问题也是一种“特权”。
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是相互联合，减少不平等本身。另一个是各自爬上成功的阶梯。这是展开各自生存的无限竞赛之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韩国社会的改革论调一直徘徊在梯子的形象周围。在此期间，韩国社会成了为爬上梯子而争吵的各自逃生的垂直不平等社会。互相团结和民主主义都变得虚弱了。
现在扔掉吧，一个人爬的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