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恶人：采访中日战争战犯》
战时强奸、大屠杀、活体实验、杀婴
揭示人权活动与善恶区分所处困境，质疑“说话的伦理”
需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将是一个非常粗暴、令人不快的故事，要按捺住对于刺激性内容的好奇心，保持耐心。
“(被枪打死的)女人胳膊下露出一个小孩，(…)找到女人的胸部摸着，突然发现了我的脸，孩子冲我微笑。看到那个情景，我大吃一惊。(…)我在战争期间干了那么多坏事，那是第一次，也是最让我作呕。(…)如果现在不快点说出来——如果我死了，就没有人能讲这个故事了。”
“我没有在强奸之后杀过女人。是这样的。有时也杀——但那是女人抵抗的时候。三个、五六个士兵一块拉着女人(…)于是就发生了那种事。”
“说到底，就像先生问的那样，那是一种快乐。(…)把人们关在屋里，放起火来，看着燃烧。”
省略号代表着更残酷的情况和言辞。上面这些话是日本战败后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收容的日本战犯所说的证词。他们捕杀中国和朝鲜的抗日运动家和老百姓，并拿来做活体实验，他们强奸妇女，甚至残杀儿童。他们被关在俄罗斯西伯利亚战俘营，度过一段艰难时光，在中国抚顺得到了意外的人道待遇，在那里痛苦地忏悔。获释的战犯回到日本，于1957年组成了由中国归来者联络会(中归联)。他们回国后反而被指受到中国共产党洗脑，还受到监视的困扰，但他们坚持出版手记、回忆录、刊物等，生动地证明自己的罪行，直到死亡的那一天。他们的变化被称为“抚顺的奇迹”。
《恶人》是美国马凯莱斯特学院英文系教授詹姆士•道斯（James Dawes）根据在日本采访中归联会员的内容所著。战犯们的陈述、对战争犯罪的显在认识以及作者从人权运动层面所作思考同时铺叙，相互穿插。受访者大都是80多岁左右的老人，作者礼貌而执著地向他们询问大屠杀、拷打、强奸、杀婴、活体实验等残酷犯罪行为经历与感受：“第一次强奸时你是什么感觉？”“你当时什么心情？”“现在你认为自己摆脱了过去的所作所为吗？”
该书展示了曾经是农民、医生、教师的普通人是如何成为邪恶的化身，之后又如何表示道歉和自我控诉。但所描写的不是战犯们走向和解和宽恕的感人旅程，而是他们复杂微妙的心理模式，雄辩地揭示了战争的附带效应，对伴随战争而来更复杂、更困难的伦理提出考问。换句话说，该书揭示，人权运动作为接入痛苦的使用的“揭露”存在困境，因为听战争叙事会产生疲劳感，而把扬声器交给加害者就是与他建立交情，反而会对他有帮助。
该书的宗旨是通过故事展现暴力、创伤、忏悔、再现、告白、道歉、治愈、宽恕中的诸多讽刺。作者着力触动围绕邪恶的悖论。他说，将加害者妖魔化或盲目追求妥协，就是在某个问题上彻底闭眼。战犯们希望表示道歉，但他们的证词不可避免地会伤害幸存者。人们想对幸存者说一些治愈的话，但有时也想把他们圈定为“受害者”。与犯罪的残酷相比，迟来的道歉空洞无物，有时却因此获得免罪符。而且，收集战争犯罪证据的过程往往会引发无法分辨真假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无法由特定伦理或标准控制。
该书不是明确地系统化的历史书，也不是哲学书和文学散文，但可以包括那一切。书中出现了很多置疑：屠杀的命令是谁下达的？服从命令的军人罪在何处？正常人成为怪物的经历是什么样的？他们为什么没有自杀？鉴于大多数怪物是男性，“性别”在战争中扮演何种角色？战时强奸是必然的吗？“恶人”比想象中更为平凡。作者提醒说，同加害者的个人性格相比，“组织特性、社会状况、国家意识形态”、“社会支配欲、出人头地主义、服从命令、服从权威、意识形态灌输与顺从”等与大屠杀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你所以是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因为你身在何处。”
书中多次出现韩国读者关心的“慰安妇”问题。承认战争期间去过慰安所的中归联会员中，有人主张既然付了钱就不是强奸，还有人不断修改自己的想法，直到去世为止。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分析说，战时强奸“被作为实现特定军事和政治目标的工具来操作”。“战时强奸的受害幸存者对其国民而言会是什么样的人？”作者这一提问的用意多是很明显的。
阅读该书的过程中，美国研究人员所处地位始终令人惋惜。中间有翻译者存在，最终没有翻译出来的话滑到最后一章。受害者无言，只能去听战争期间拥有像神一样权力的人的话，也让如鲠在喉。作者本人也坦言局限性很大。即便如此依然坚持采访，是因为告白有治愈个人与社会，重构社会现实，让人与捏造历史的行为作斗争的力量。读该书你会明白，修正主义历史观对南京大屠杀、日军“慰安妇”、强制征用劳工、细菌战实验等战争犯罪闭眼，而对付它的基本姿态就是去是听、记、想那些话并坚持到底。
李侑珍 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