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基源 驻东京记者
安培晋三领导的日本政府以往在历史问题上对韩国怀有的不满大致说来就是，韩国不尊重国际秩序，不信守承诺。日本的保守媒体和右派又另外给韩国扣了一顶帽子：感情用事，不讲逻辑。
日本人一向的逻辑是，强制征用问题已经在1965年签订的韩日关于解决财产及请求权问题、开展经济合作的协定中得到了完全解决，因为该协定规定“双方确认，有关缔约两国及其国民（包括法人）的财产、权利与利益以及缔约两国及其国民间的请求权的问题，包括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签署的对日和平条约第四条所规定内容在内，已经得到完全和最终解决”。至于“日军慰安妇”损害问题，既然双方已经在2015年12月签署的“韩日慰安妇协议”中确认问题得到了“最终、不可逆转”的解决，剩下的只是协议的履行问题。
对于这样的逻辑，我们完全不可能苟同，因为它无意正面面对强制动员及慰安妇受害者所蒙受的损害。至于韩日请求权协定，甚至日本律师都指出，并非因为这个协定的存在而连个人请求权也一同不复存在。当然，日本政府自有其逻辑一贯性，这一点我们也加首肯，至少到去年年底为止是这样的。
然而最近日本政府开始主张秩序与承诺的重要性，这种主张本身不让人产生疑问。日本政府去年12月宣布“日本将于2019年7月恢复自1998年中断的商业捕鲸，并退出国际捕鲸条约”，其提出的退约理由是鲸鱼资源已呈恢复之势，且捕鲸是日本的古老文化，这个理由与国际潮流完全背道而驰。今年4月，包括福岛在内的周边八县在关于禁止水产品进口问题上与韩国发生争讼，应在世界贸易组织上诉审判中败诉，遂开始宣称世界贸易组织未能履行其解决纠纷的职能。尽管日本政府言必称国际秩序、国际法与承诺的重要性，一见结果于其不利，马上态度大变。
日本政府7月1日宣布对包括半导体材料在内的三个商品项目采取强化限制出口措施。这一次，日本政府提出的理由是“有损两国信赖关系”。 甚至日本国内也认为这是针对（韩国）大法院所作日本赔偿强制征用损失的判决而采取的“对抗措施”， 但日本政府主张不是对抗措施。就在宣布采取出口限制措施两天之前的6月29日闭幕的大阪20国集团首脑会议中，日本政府还在主持起草一个含有“自由、公平、无歧视贸易环境至关重要”内容的联合宣言。日本国内的批评也接连不断，认为日本政府违背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主张的自由贸易精神。见此情况，日本政府最近又匆忙改口，强调什么“安全上的理由”， 声称限制出口仅仅是贸易管理政策的一个步骤。
我们不认为安培政府是仅仅为了21日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拉住作为其支持势力的保守票才突然抛出这一措施的，而是（韩国）大法院作出日本赔偿强制征用损失的判决后日本国内的不满等诸多因素杂糅在一起产生的结果。对韩国采取何种报复措施才最有效这个问题，日本政府公益策划的痕迹历历在目。目睹日本此番措施，我们不由不重新咀嚼“国际秩序”这个词汇的含义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