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一审原告方律师杨洙锡
追究社交媒体平台企业致青少年成瘾的责任
美国12家律所20余名律师参与诉讼……全球首例胜诉
查明自动播放、无限滚动等诱导成瘾式设计
8岁的孩子兴奋不已。她把自己和朋友一起玩游戏的情景上传到YouTube，成为人生中的第一段视频。她似乎心情很好，还唱起歌来：“海豹，我要变成海豹。一只会抛接鱼儿的海豹……”
凯莉•格伦-米尔斯（音，20岁）的这份开朗没能维持多久。10岁时，她开始诅咒自己的身体：“我看起来太胖了。”12岁时，她创作了一首名为《悲伤女孩俱乐部》的歌曲，并上传到YouTube。律师问她“当时在与什么抗争”，凯莉回答：“抑郁症。”情绪严重低落时，她还会自残。
“看到这样可爱的孩子贬低自己的外貌，是多么令人心痛。凯莉一方的马克•拉尼尔律师对她说：‘你看起来一点也不胖。孩子们也不应该那样看待自己。’整个法庭一下子安静了。”
美国执业律师杨洙锡（音）今年3月代理“凯莉诉Meta、谷歌”案受害人一方。该案在全球首次认定社交媒体企业应对青少年成瘾承担责任。包括杨洙锡在内，来自12家律师事务所的20余名律师数月间一起吃住、共同办案，努力证明两家企业在诱导用户成瘾方面负有责任。当地时间3月25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高等法院12人陪审团作出裁决，认定两家企业负有损害赔偿责任，应向凯莉支付共计600万美元，其中包括300万美元惩罚性赔偿金。这是首份突破社交媒体企业坚固抗辩体系、追究其社会责任的裁决。《韩民族日报》本月16日通过视频连线采访了杨洙锡律师。
■“社交媒体成瘾风险”成为公共议题
Meta和谷歌均已提出上诉，凯莉案目前正处于二审程序。不过，仅一审披露的成瘾风险，就已使这一问题成为舆论焦点，并为世界各国推进限制平台成瘾性功能设计提供了有力的监管依据。韩国总统李在明本月16日在听取工作汇报时也提到此案。他说：“（社交媒体）明知会让人过度沉迷，却把算法设计得近乎操纵。”其意是，用户成瘾并非社交媒体的单纯副作用，而更接近一种经过刻意设计的商业模式。
“刚开始时，我们看起来几乎没有胜算。人们会质疑，‘大家不都在使用社交媒体吗’‘它也没有毒品或酒精成瘾那么危险吧’。我们在庭审中逐一推翻了这些观点。”杨洙锡律师说。
凯莉6岁开始使用YouTube，9岁开始使用Instagram，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沉迷于社交媒体。在学校，她把手机藏起来使用；在家中，她则偷偷蒙在被子里刷社交媒体，一天最长达16个小时。她上传了无数张经过美颜滤镜处理的自拍，也花费大量时间浏览他人的帖子。为了增加自己帖子的点赞数，她甚至创建了20多个账号。凯莉说：“我一整天都想登录社交媒体，甚至到了与家人断绝来往的地步。”在此过程中，她饱受抑郁症、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ADHD）、社交恐惧症和躯体变形障碍（即过度放大自身外貌缺陷的一种精神疾病）等问题困扰。
今年2月出庭作证当天，凯莉凌晨3时50分起床，花了4个小时打扮自己。她向陪审团坦白了这件事。凯莉一方的律师问：“凯莉，无论你的体形或发型如何，你都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女性。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凯莉摇了摇头。律师又问：“那你愿意努力接受这一点吗？”凯莉回答：“愿意。”律师再次问：“你希望自己真的能够做到吗？”凯莉小心翼翼地回答：“是的，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做到。”
■击破社交媒体企业的“言论自由”抗辩
美国此前也有不少诉讼指控社交媒体造成危害，但一次次遭遇法律壁垒。其中一道屏障是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根据该条款，平台企业原则上无须为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也成为平台为推荐算法进行抗辩的一面坚固盾牌。大多数相关案件最终被驳回，或者得出了有利于社交媒体企业的结论。“我们的律师团队提出了一套全新的论证。我们主张，问题不在于用户发布的内容，而在于社交媒体内置的各种功能本身就被设计成诱导用户成瘾。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突破过去那套坚固的抗辩逻辑。”杨洙锡律师说。
原告律师团队尤其着力从医学角度证明，社交媒体企业的“成瘾生意”会对大脑产生影响。原告方证人、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安娜•伦布克将社交媒体比作老虎机。她解释说，“自动刷新”等无法预知的刺激会增强大脑的多巴胺反应；根据用户喜好定制的推荐算法，会成倍放大作为“药物”的多巴胺效应；“无限滚动”则促使用户无休止地寻找有趣内容。自动播放下一段视频的功能，构成了一种“用户什么都不用做，被动状态本身就成为消费动力”的机制。不断响起的消息通知，也会把好不容易离开平台的用户重新拉回来。
Instagram的美颜滤镜同样会助长过度沉迷。美颜滤镜可以像化妆一样自动修饰用户的面部。使用滤镜发布照片后，用户会获得点赞等心理奖励。凯莉从小便拍摄并上传了数千张经过美颜滤镜处理的自拍。她因此越来越难以接受自己的真实外貌，过度放大外貌缺陷的躯体变形障碍也日益严重。原告律师团队把凯莉上传到社交媒体的照片集中起来，制作成一条15米长的横幅，长度足以从法庭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
■放任“成瘾”的社交媒体……“公司内部连‘成瘾’一词都不准使用”
“在作最终辩论时，我们恳请陪审团想一想凯莉被夺走的童年。想一想那个尚未成瘾的凯莉——那个天真地唱着歌、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下‘妈妈是最好中的最好’的孩子。“这样一个富有创造力和音乐天赋的孩子，在接触社交媒体后，却始终饱受焦虑和抑郁折磨，甚至羞于面对自己，到了难以站在人前的地步。我们问，这段被夺走的岁月究竟该如何补偿。说到这里，几名陪审员流下了眼泪。也许是律师团队的真心传达给了他们。”杨洙锡律师说。
Meta和谷歌试图把责任归咎于凯莉个人。两家公司以她3岁时父母离异、曾在学校遭到排挤等经历为由，主张其心理问题源于个人成长环境。它们还从凯莉的账号中找出一段母亲大声呵斥的录音，将其作为不幸家庭环境损害凯莉心理健康的证据。原告律师团队于是援引“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典故，质问Meta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面对这样一个情绪脆弱的孩子，企业有三种选择——帮助她、放任她，或者剥削她。一个理性的企业不应为了社交媒体收益而选择剥削孩子，不是吗？”
两家公司还否认存在故意行为，主张它们“只是向用户提供有价值的内容”，并未诱导用户成瘾。YouTube工程副总裁克里斯托斯•古德罗极力强调YouTube并无危害，还在庭上说：“我的孩子每天也看五六个小时YouTube，我觉得这很好。”
原告律师团队随即提交了两家公司以增加用户使用时长为目标的内部文件。谷歌的一份内部文件提出“到2016年实现日观看时长10亿小时”的目标；Meta的一份三年规划文件则提出，营收达到250亿美元，同时将用户使用时长提高12%。Meta还持有一份内部文件，指出青少年、女性、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或情绪脆弱群体，更有可能因社会比较等副作用而依赖社交媒体。Meta前安全事务负责人阿图罗•贝哈尔在庭上作证说：“我曾多次向马克•扎克伯格等Meta管理层提交青少年受害案例，但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他还表示，“成瘾”（addiction）一词在公司内部被视为禁忌，只能使用“问题性使用”（problematic use）这一说法。
■“庭审期间收到‘孩子申请增加YouTube观看时间’的通知……所有父母都担忧成瘾”
“社交媒体免费向用户提供服务，这些企业为什么还能赚到如此惊人的利润？因为它们采用的是广告商业模式——尽可能让更多用户在应用程序中停留更长时间，从而赚取更多收入。这就是所谓的‘注意力经济’。”杨洙锡律师说。他认为，社交媒体企业明知青少年成瘾问题的严重性，却仍选择放任。“中国版TikTok，也就是抖音，使用一种名为‘年龄核验’（Age assurance）的技术，根据用户的行为模式、聊天记录等信息推测其实际年龄段。但TikTok却没有在美国采用同样的政策，而是放任青少年谎报年龄、冒充成年人注册。为什么？因为钱。平台不愿失去数量庞大的美国青少年用户。”
杨洙锡律师育有5名年龄在6岁至16岁之间的子女，因此对凯莉案感受尤为深切。庭审期间，他甚至收到过YouTube发来的通知，提示自己的孩子申请增加观看时间。“这多么讽刺。父母正在处理青少年沉迷YouTube的受害案件，孩子却仍然希望继续观看YouTube。所有父母应该都会感受到相似的危机。因此，追究社交媒体企业的责任格外重要。这是为了下一代孩子的未来。”
申多恩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