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去年在全球武器出口市场的占有率位列世界第四。这是在俄乌战争后，随着欧洲多国推进重新武装，韩国成功与之签订大规模武器供应合同所带来的快速增长。在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冲突中，部署于中东地区的韩国防空武器经受实战检验，其可靠性得到验证，预计今年韩国防务产业的增长势头仍将延续。不过，随着出口武器的性能、规模及对象国家迅速扩大，也有担忧指出，韩国可能更频繁地以间接方式卷入国际冲突、战争乃至人权问题。
13日，本报利用长期追踪全球武器转让规模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数据库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去年韩国武器出口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该机构调查以来的历史最高值6.0%。相比2024年的第8位（占有率3.6%），仅用一年时间就实现了83%的增长，排名跃升至第4位，仅次于美国（42%）、法国（10%）和以色列（7.8%）。其后依次为俄罗斯（5.8%）、意大利（5.7%）、德国（5.1%）、中国（2.6%）、英国（2.1%）和荷兰（1.8%）。这一数据超越了多个传统军工强国。去年，韩国成功签署了向波兰出口180辆K2主战坦克的第二批合同，以及向菲律宾追加出口12架FA-50轻型攻击机的协议。从政府层面来看，这标志着向总统李在明提出的“全球四大防务强国”目标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然而，韩国被动卷入国际冲突核心地带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外交专业媒体《外交学者》（The Diplomat）上月提到在中东战争中投入实战的韩国防御性武器时指出：“快速增长的韩国防务产业一直忽视了武器实战部署带来的政治连锁反应。无论主观意愿如何，韩国已经与冲突结果产生了深刻的利害关系。”这意味着，武器贸易会带来独立于出口国初衷之外的政治与外交责任。目前，韩国政府一方面就恢复从伊朗进口原油展开外交磋商，另一方面也与有意引进韩国防御武器的海湾周边国家保持沟通。
为降低武器出口带来的风险，韩国已建立相关法律和制度。根据《防卫事业法》及其施行令，防卫事业厅在“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及国家安全需要，或在战争、恐怖等国际局势发生紧急变化时”，可以下令限制或调整军工产品出口。《对外贸易法》则规定了包括《武器贸易条约》（ATT）在内的多边出口管制合作机制。韩国曾于2022年担任该条约缔约方会议主席国。防卫事业厅相关人士表示：“武器出口由国防部、外交部、国家情报院及外部专家参与的防务出口协商机制决定。若出口对象涉及冲突地区或外交不稳定地区，将通过跨部门协调，调整出口与否及规模。”
不过，也有观点质疑，在强调“政企一体”的氛围下，这些原则与标准是否能得到严格落实。作为SIPRI韩国合作机构“和平Momo”的代表文雅英（音）表示：“在考虑军事和外交敏感性的前提下，本应可以拒绝或暂缓出口，但政府和媒体却更多以‘防务订单爆发’、‘军工股大涨’的视角加以解读，令人怀疑是否进行了有实质意义的审查。”她还指出：“如果李在明总统对以色列的批评是基于普遍人权立场，那么在武器出口问题上也应适用一致标准。”
军工行业相关人士表示：“目前仍禁止向交战国或冲突地区出口武器，在签署合同过程中也会确认‘最终用户’。但问题在于，以防御用途出口的武器系统，事后可能被用于战争或冲突，这部分需要政府通过外交手段加以应对。”另一位业内人士称：“国内军工企业的母公司多为同时开展多元出口业务的大型企业。随着武器出口快速增长，企业需要考虑的问题也在不断增加。”
金南一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