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冬天与当时的情况(1979至1981年的戒严)不同之处在于，所有情况都被现场直播，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当地时间12月6日，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作家韩江在诺贝尔文学奖宣布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上这样开场讲到。为了写关于光州5·18事件的小说《少年来了》(2014年)，她曾“研究”过通过宣布戒严全斗焕新军政府上台的过程。她表示，45年后相同的情况再次发生让她感到震惊，但同时她也表示，在看到“试图徒手阻止武装军人的市民”和“似乎内心冲突、消极行动的年轻警察和士兵”时，她感受到了“真诚与勇气”。韩江提到的这些场面也是经历过12·3内乱事件的大多数韩国人一起实时看到的。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内乱之夜”的记录者
尹锡悦12月3日从突然宣布紧急戒严开始的内乱企图在国会通过要求解除戒严的决议案后的2小时33分钟宣告失败。之前的最后一次戒严是在1979年军部宣布的戒严令，从同年10月26日持续到1981年1月24日，持续了一年多。讲述这一时期12月12日政变的电影《首尔之春》(2023)的时长为2小时21分钟，因此尹锡悦政府的戒严持续时间更接近于这一时长。有人指出，“新媒体”环境的变化是内乱势力试图控制国会、使其解除戒严的权限失效的首要目标受挫的主要原因。
庆熙网络大学媒体视频宣传系兼职教授沈英燮（音）10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从戒严布告令来看，只有对传统媒体的监管内容。实际上，并没有对最重要的信息流通空间互联网的应对措施”。 当时戒严令发布约1小时后公布的“戒严司令部布告令（第一号）”中包含了“禁止发布假新闻、操纵舆论、虚假煽动”(第2项)和“所有媒体和出版社须接受戒严司令部的控制”(第3项)的内容，但没有实际效果。视频报道通过YouTube直播播放，文字报道通过在线社区和社交媒体传播。市民们也纷纷打开自己的相机，走向现场。
■八十年代式戒严计划的“白日做梦”
从宣布戒严当时和之后YouTube的观看次数等趋势来看，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受益于平台的优势。宣布紧急戒严的3日，YouTube直播观看人数最多的是Oh My News运营的“Oh My TV”(最高同时观看人数为64万多人，Playboard)。文化广播(MBC)新闻YouTube频道的特别报道直播排名第二，YouTube频道“金语俊的谦虚很难新闻工厂”、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的YouTube直播等也进入了前十名。MBC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人数在3日时为489万，而在戒严之夜后，每天增加1万至3万名订阅者，至10日已突破504万，成为订阅人数最多的韩国新闻和政治YouTube频道。
包括YouTube在内，Meta(Facebook)、X(旧称Twitter)等核心平台大多为外国企业。为了阻止这些沟通渠道，必须全面切断互联网连接，但专家表示，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沈永燮教授指出，“缅甸军方在2021年发动政变时，首先切断了通信线。但在韩国，三大通信公司的30%至40%股票由外国投资者持有。这样一来，首先会对经济造成冲击，因此很难控制”。他接着表示，“不仅是传统媒体，市民也可以进行YouTube直播。以八十年代的戒严文件来压制今天的言论自由，简直是白日做梦”。
■散布“极右阴谋论”的两面性也需关注
虽然这一次社交媒体成为了公民对抗国家权力的武器，但也有意见认为，由于此前通过YouTube的政治两极分化与极端化问题十分严重，因此应该全面审视其两面性。实际上，12月3日，除了国会外，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果川办公楼、首尔冠岳办公楼和水原选举培训中心等地也投入了戒严军，而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的证词也表明，这一行动是为了揭开基于“选举舞弊阴谋论”的投票造假嫌疑。这种阴谋论是一些极右YouTuber不断提出的主张，经检警调查和法院判决多次被证明是虚假的。
因此，长期以来因观看极右YouTube视频而备受质疑的尹锡悦也遭到批评，认为他沉迷于阴谋论的世界观并行使违宪的权力。媒体改革市民联盟政策委员会主任金东贞（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这似乎是一个计划，通过将选举舞弊的怀疑变成事实来证明戒严令的合理性”。他还说，“在这次内乱事件中，YouTube和社交媒体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其间媒体环境已经发展到可能实质性威胁我们的民主的地步。需要对这一运作机制进行思考，戒严事件前后的讨论格局应该有所不同”。
朴康洙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