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监察院19日表示，监察院于上月底向大检察厅申请对前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溶、前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徐柱锡、前国防部长官郑景斗，以及曾任青瓦台市民参与秘书官的共同民主党议员李奇宪进行调查。监察院认为，前政府为推迟萨德(THAAD，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正式部署，将有关更换导弹的韩美军事任务信息泄露给了市民团体和中国方面。但监察院并未通过需要监察委员会表决的“举报”程序，而是采取了由事务处可以单方面执行的“申请调查”程序，再次将矛头对准了前政府人士。有批评称，这是“目的性监察”。
■“绕过监察委员会”事务处涉嫌滥用职权
“推迟部署萨德疑云”的监察被认为动用了市民社会和国会长期指出的所有“规避监督手段”。首先，与“举报”不同的是，“申请调查”无需经过监察院最高决策机构监察委员会的表决，成为事务处在想“制造结果”时经常使用的方法。《监察院监察事务处理规则》第65条规定，只有在认定存在逃跑或销毁证据之虞时，才可绕过监察委员会的表决。然而，自尹锡悦政府上台以来，监察院事务处频繁在针对前政府的案件中申请调查，如西海公务员遇害事件(前国家安保室室长徐薰等)、国民权益委员会监察(前民主党议员全贤姬)、统计造假疑惑(前政策室室长金尚祚、前国土交通部长官金贤美等)，因此被指滥用职权。
此次监察从客观监督体系外的“公益监察申请”出发，这一点也引发争议。与由媒体、法律界人士等外部人士和监察院内部人士组成的国民监察申请审查委员会决定是否启动的“国民监察申请”不同，“公益监察申请”由事务处决定是否启动。尽管设有“公益监察申请顾问委员会”，但该机构并无决定权。本次监察是事务处接受了保守派军方退役将领组织“捍卫大韩民国预备役将军团”的公益监察申请后启动的。从监察申请到决定启动监察再到委托调查的全过程中，均缺乏对事务处的监督机制。
参与连带在今年9月发布的《尹锡悦政府两年监察院报告》中，将监察权滥用的主要问题列为，未经过监察委员会表决就启动监察 、出于政治目的申请调查及提供调查参考资料。由民主党议员朴范界在今年6月提议的《监察院法》修订案包含禁止申请调查及提供调查参考资料的内容，目前正在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进行讨论。
参与连带行政监察中心所长、律师崔溶文批评称，“监察院虽然是由监察委员会和事务处组成的合议制机构，但却无视这些规定，滥用委托调查等手段，违背了监察院的基本精神。尤其是国会和市民社会此前已就相关问题提出批评，且相关法案也在常任委员会进行讨论，但监察院却无视这些，执意委托调查的行为实属不当”。
■已公开的“外交判断”难道属于泄密？
监察院认为，郑义溶等4人为了推迟萨德的正式部署，向市民团体泄露了属于二级机密的与更换萨德导弹相关的韩美军事任务信息。此外，监察院还认为，他们以韩中外交关系为由，提前向中国驻韩大使馆国防武官说明了有关更换萨德导弹的任务名称、时间和内容。
然而早在2020年5月29日，韩国国防部相关人士就公开表示，“通过外交渠道等多种途径，事先向中国充分说明并寻求谅解”。 对政府已通过媒体公开说明的事实，如今却再次提出异议并申请调查，这被解读为带有政治目的的行为。
此外，是否能如监察院所主张的，将此行为认定为违反《军事机密保护法》和涉嫌滥用职权，也引发了质疑。一位长期处理军事领域的律师表示，“从形式上看，可能属于泄露军事机密的事由，但如果是基于高层外交必要性而作出的政策判断，则不构成违法事由”。
民主党强烈反对称“监察院再次挥刀指向前政府”。民主党“前政府政治打压对策委员会”当天在国会沟通馆举行记者会表示，“文在寅政府断言从未刻意拖延萨德部署。如果按照监察院的逻辑，文在寅政府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也算作‘刻意拖延’，难道遵守法律程序的文在寅政府是有罪的吗？”并敦促“监察院立即停止其作为政治报复突击队的行为”。
申亨哲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