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婷婷 北京大学教授
当地时间2月4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国务院发表了上任后的首次对外政策演讲，从修复自身民主、恢复同盟关系和回归国际合作等三个层面，阐述了通过外交手段重拾美国国际地位的总体构想。演讲内容基本延续了拜登竞选以来的对外政策主张，可以说是对此前主张的正式确认和系统表述。
在对华政策方面，讲话也延续了整体战略竞争和部分务实合作并行的基本立场。一方面将中国定位为“最严峻的竞争者”，但同时表示在符合美国利益时也准备与中国合作。值得注意的是，演讲中关于中国的措辞相对理性克制，比当前美国两党对华认知的共识更显温和，也没有像谈及俄罗斯时一样直接提及敏感问题，为中美重启对话、稳定双边关系留有可能空间。
但与此同时，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中仍存在很多尚不明朗甚至自相矛盾的问题，使未来两国的互动前景仍面临高度不确定性。
第一是竞争与合作的协调问题。这一方面涉及美国国内的协调。鉴于美国内政局势仍十分复杂，即便是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疫情防控等领域，对华合作或温和政策也有可能面临阻力。中美之间的互动与协调也深具难度。如何处理竞争与合作领域的关系，通过合作扩大互信、减少误判，避免在合作领域重陷竞争和单边主义误区，需要双方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政策定力。
第二是对特朗普政策的取舍问题。拜登政府注重强调与特朗普时期的差异性，在对华关系上也曾多次批评后者的政策方式。这些不合理政策今后能否得到纠正或废除，将成为判断拜登对华政策乃至外交价值底限的重要指标。比如对中国媒体、学者、留学生的限制，对华为等中国民营企业的过度打压，都显然带有阴谋论色彩，且有违拜登宣称重视的美式民主理念和国际规则。此外，对于旨在争取5G等高新技术领域竞争优势的“经济繁荣网络”和“清洁网络”计划，拜登政府在继承时会做出怎样的调整，也值得高度关注。
第三是对国际规则的定义问题。拜登政府强调回归多边平台和遵守国际规则，但其对国际规则的定义存在双重标准，未来很可能通过超越现有国际规则的方式，谋求对华竞争优势。暂且不论美式“长臂管辖”长期面临的国际法争议，就在拜登上台以后，作为“中产阶级外交”的标志性政策签署的“购买美国货”行政命令，已存在类似争议。该行政命令通过加强豁免审批和收紧对美国制造产品的定义标准，对联邦政府购买美国产品做出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同时为了消除盟友和贸易伙伴的担忧，还声称将“与贸易伙伴一起推进国际贸易规则现代化，包括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则”。这种一方面指责中国“经济违规”，一方面谋求按照自身需求超越规则的做法，难免会给中美增强互信带来阻力。
中美如能重启务实合作，实现平稳发展，不但符合两国利益，也将带来积极的外部效应。在拜登对华政策逐步走向清晰的过程中，如果双方能在回归理性对话的基础上探索良性互动，将有助于降低各自的不确定性、拓展两国关系的稳定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