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野好不容易就检察改革达成了意见一致，国会司法改革特别委员会6人小组委员会的议员们决定废除大检察厅中央调查部，设置特别调查厅。中央调查部察觉到这一情况后，悄悄地成立了一个情况管理小组，在小组委员会公布废除中央调查部等协议5天后，开始了调查。媒体对此集中关注，储蓄银行弊案吸引了舆论。最终，出现了“海军陆战队在进行登陆作战，部队怎么可以解散”的批评，储蓄银行受害者们也来到大检察厅，高喊“反对废除中央调查部”。国会的检察改革尝试已成泡影，废除中央调查部一事不了了之。这是2011年3月后3个月间发生的事情。
次年11月，因接二连三的检察官受贿、性丑闻陷入下台危机的检察总长再次玩起了废除中央调查部等改革方案，于是，中央调查部部长等下属检察官蜂拥而至，要求总长“辞职”。最终，身为前辈的总长(韩相大)被赶走，废除中央调查部问题成了从未发生的事情。2009年前总统卢武铉去世后，废除中央调查部的呼声高涨，但检方以这种方式度过了危机。
由于中央调查部抄底现任总统大选资金问题过程中那种没有圣域的调查得到舆论的全力支持，上届的参与政府（卢武铉政府）也错过了检察改革的时机。
文在寅政府表示不会重复参与政府的失败，上台伊始就紧抓检察改革。青瓦台以改革不能交给当事人为由亲自出面协调改革方案，推进检警调查权调整，还修改了公调处法案。
然而，改革之难更胜于革命，随着改革的推进，似乎不清楚改革对象到底是谁。虽然从第二任检察总长那里得到了加入改革的承诺，但忽略了对“组织”的忠诚深度。他担任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厅长期间热衷于清算死去的权力，而升任总长后几乎全力以赴“调查活着的权力”(以下简称“调活权”)。一年多之后，他甚至公然向部下下达了“调活权=改革”的指示，意思是 “调整检警调查权并引进公调处并不能使检察得到改革”。因为他已经凭借那个“调活权”获得了热烈的支持层，甚至成了在野党头号大选候选人，无需再隐藏自己的内心想法。
一年零五个月的调活权事实上聚焦于活着的权力本身而不是“权力型腐败”。干涉国会听证程序，向政策问题开刀，甚至将用于高考的奖状和军队休假程序拉上舆论的审判台，把案件做大。
如果执着于“调活权=改革”的逻辑，就只能成为失去平衡的半边调查，因为其他方面的权力都被放过了。担任长官时滥用职权指使下属在拘捕令上抹去嫌疑事实的在野党代表、因涉嫌子女高考舞弊案而被控告的在野党党鞭一个个安然无恙，连印第安祈雨式或鸡毛掸子式的调查也没有受到过一次。检方的家人和家庭也就更不用说了，只消看一看《频道A》案或最近的前现任检察官包房沙龙受贿案就可以发现，自家人都不在调活权之列。
“调活权=改革”框架是一个本就不能成立的逻辑。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不能容忍对活着的权力进行调查的政权下，这从根本上是不可能的。相反，正如在参与政府时期所看到的，保障没有圣域的调查并不意味着检察改革。说到底，它只是一个旨在避开削减检方权力的改革利刃的造词，所以它是假改革。
中国兵法计谋书《三十六计》中的第一计是“瞒天过海”，意思是“骗过天而渡海”。不露痕迹地骗过敌人是赢得战斗的第一秘诀。
总长的调活权使本当接受改革的检方一跃而跻身对抗权力的正义使徒之列，失去方向的大部分无回应层都被他吸引了。一段时间以来，调活权就等于改革，而权力所推进的检察改革反而变成了似乎要试图妨碍调查，真是个了不起的瞒天过海战略。已经迷上调活权的人们看不出其局限性，包括“万事通”评论家在内的大部分进步论客都站到了总长一边。参与政府时受骗又上当，而且不止于受骗上当。在野头号大选候选人指挥的调活权已经是政治行为，因而更具危险性。
继10日举行审议处分检察总长问题的惩戒委员会会议之后，公调处也将不日成立，总长的调活权也到了尽头。能骗过疏而不漏的天网吗？
金利泽 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