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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21世纪传染病,站在最前线的韩国

3月3日,在大邱寿城区大邱体育场前,为运送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119急救车排起了长队。 (图片来源:大邱消防安全本部)

新冠疫情的袭击,把一个课题摆在我们面前:全球性传染病已成为21世纪全球化风险之一,我们应如何应对?从长远看,传染病是人类求生存的长期斗争;而从眼前看,传染病虽与现代医疗和公众卫生的历史有关,但其现状最特殊的时代性质可集中表现为全球化时代的传染病,亦即传染病全球化问题。

提到20世纪的全球性传染病,令人想起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1957年的“亚洲流感”、1968年的“香港流感”等等,而进入2000年代以来,人类每隔几年都会遭遇一场严重的传染病,如2003年的“非典”、 2009年的“甲流”、 2015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 2019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甲流”感染者超过了163万人,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致死率高达40%。传染病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全球化在经济、军事、生态等若干方面导致“风险全球化”。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的影响范围覆盖全世界,在一国水平上难以阻断。传染病也是这样。马歇尔•麦克卢恩所说的人类“地球村”很容易突变为寄生于人类的病毒的地球村。面对这一新挑战,人类必须找出新的应对方法。

应对疾病全球化,有两种形成鲜明对照的方式。一种是“回避”式,也就是政府企图掩盖、缩小,比如隐瞒损失情况,或低估事态的严重性,或消极检测以压低感染人数,等等。美国的特朗普和日本的安倍就是以这种方式压制问题浮出水面。

“控制边境”之类的简单逻辑也是回避复杂现实的反应。禁止入境似乎是阻断疾病流入的切实策略,现实中其效果却令人怀疑。意大利早早就禁止中国人入境,致力于管控与中国有关联人员,但目前已走到最糟局面,死亡人数达到了几百人;而德国,怀疑控制边境的效果从而冷静处理情况,目前死亡人数只有1人。

韩国的应对方式明显代表了“进攻”型,与“回避”型形成鲜明对照。社会遭遇传染病入侵,动员起政府和民间一切人员、组织与技术,向世界展示了执着跟踪、发现、管理疫情的场面。

韩国在病毒流入初期应对比较有力,但遭遇“新天地袭击”这一埋伏后陷入重大风险。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韩国3月7日的确诊病例6767例,仅次于中国的8万813例,为全球第二多,确诊人数与总人口数之比高于中国。可重要的一点是,韩国社会虽然遭遇如此危机,却能够与现实正面交锋。

正如众多外电所关注的,韩国依靠政府、地方自治团体与民间的合作,展开规模庞大的检测,早期发现感染者,提供医疗照管。3月5~6日的检测人数,韩国15万8456人,意大利3万2362人,英国2万388人,日本6777人。如果以每百万人平均检测人数计算,韩国3106人,意大利539人,英国304人,日本53人,美国5人。

韩国把大量疑似病例纳入卫生医疗体系,将致死率控制在非常低的水平。从各国致死率看,美国7.0%,中国和意大利3.8%,伊朗3.0%,日本1.7%,韩国0.7%。许多国家直到症状变重后才去发现感染者,而韩国预先查出感染者给予治疗。

新冠疫情很有可能不久即出现全球性流行。欧洲和北美的情况也开始变得严重起来,这些国家会参考同为民主主义国家且以“进攻”的方式抗击病毒的韩国事例之成败。韩国的检测系统、应对战略、民官合作体制已经引起世界的瞩目。

韩国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申振旭

但我们面前仍有许多难关和不确定性。我们需要扩充基础设施收容大批感染者,需要使已经萎缩的经济重振活力,需要应付未来的其他埋伏,是要寻求方略适应疫情的长期化。所有这一切都是目前人类的普遍课题。韩国社会抗击21世纪传染病,在人类展开的奋斗的最前线开辟着道路。

韩国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申振旭

韩語原文: http://www.hani.co.kr/arti/opinion/column/9320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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