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迟迟不见平息，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不断出现，经济与社会损失重大。虽说是前所未有的情况，但我们已经历了不少历史经验。1919年1月《每日新报》曾经报道，742万名朝鲜人感染了当时的西班牙流感。当时朝鲜半岛人口为1600万人，因此几乎一半的人受到感染。据说，死亡人数达到了14万人。因传染病致死的人，多于战争或饥荒。
流行病学者们认为，病毒和细菌比人类更具有创造性，它们可以获得更强的毒性和更强的耐性而进化，从而“再次或更新”出现。1951年以来的传染病流行记录显示，几乎每隔一年或者三四年就有一种新型传染病出现。还有研究发现，就连5亿年前的化石中也存在感染痕迹。这样看来，传染病的出现可谓“基本的自然现象”。 所以，《传染病文化史》的作者阿诺•卡伦说：“没有一个魔法城（可躲开传染病），将来也是这样。”
问题在于如何应处。西班牙流感从欧洲来到朝鲜，坐火车需要一个月，而今天的病毒可以坐飞机在几个钟头内传遍世界各地。就是一个全球共担风险的“飞机病毒时代”。所幸的是，我们包括医疗和防疫体系在内的应处能力的发展不亚于病毒。仅看大韩民国抗击新冠疫情的防疫系统即可感觉到，同中东呼吸综合征时期相比已经有所进步。
其实，应当警惕的是我们内部的“最可怕的弱点”，阿诺•卡伦指出那就是“只顾自身利益的”做法。“无知、贪欲和目光短浅”是一个阻碍共同体所拥有的有用工具得到合理运用并最终导致重大损失的因素。部分宗教集团轻重不分，重视自己更胜于共同体安全。政客恶意利用疫情，无良商人在口罩大乱中囤积居奇，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存在于我们内部的可怕弱点，它们把共同体的安全网撕成碎片。克服新冠疫情最重要的钥匙，或许就在于以基于公共价值基础上的制度和公民意识的“力量”使这些弱点最小化，加深沟通与合作。
参考文献：《病毒的袭击》，崔康锡(音)，生活出版社；《传染病文化史》（ Man and Microbes ），阿诺•卡伦，科学丛书出版社
李昌坤 韩民族经济社会研究院长兼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