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扩散引起的恐惧感，虽然同作为代表性传染病的黑死病和西班牙流感不可同日而语，但也非同小可，因为它就发生在今天，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我们无法知道它的发展方向，这种未知与无知让我们恐慌。这种恐慌并不因仅韩国国内每年因结核、流感而失去生命的人分别在2000人以上的统计数字而减少。
除了这种茫然的恐惧感之外，还有一个合理的理由，那就是当今世界贸易和信息网络密切相连，因而病毒迅速蔓延会立即引起交互影响。就此次疫情而言，如果仅看韩国国内情况，不会担心在经济上受到的波及面会有多大，但看到事态的源头——中国方面的情况必然会感到不安。因为与2003年非典（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时期相比，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已经增加了4倍，同时韩国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
发生非典的2003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为2.8%，远远低于2002年的7.2%和2004年的4.6%；发生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的2015年，韩国经济增长率为2.6%。因为旅游与餐饮业严重受创，消费锐减。经济低迷固然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但疫情的扩散至少在一两个季度内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大信证券研究员李庆民（音）的分析资料则是从全球的层面去观察传染病对经济的影响。自1981年发生艾滋病疫情以来，全球先后发生过13次传染病疫情，而每次疫情过后的全球股市动向（摩根士丹利全球指数）显示，一、三、六个月的收益率分别是0.44%、3.08%、8.50%，疫情过后三个月左右方开始出现复苏势头。李研究员解释说，2000年以后传染病恐惧从未改变过景气方向。
新冠传播速度快于非典，目前作出预测为期尚早，认为这主要取决于国内外防疫的成败。不过，如果与以前经历的类似事例出入不大，传染病本身不会是导致宏观经济走向发生逆转的因素。
专家就新冠问题给出的说明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不能因为年轻健康就放心轻视，过度的免疫反应反而会对肺脏造成严重损伤；一是中国防疫部门的临床报告显示，儿童感染后症状不严重，可以比较轻松地度过。
病毒这两种与一般猜测颇有不同的属性似乎在告诉我们，既不要过分轻视，也不要被过分的恐惧所慑。对于传染病带给经济的影响所要采取的态度和预期，也可以由此类推。一方面是中国方面死亡病例已超过非典时期而美国媒体发出了“可能出现全球大流行”的警告，一方面是国内终于传出喜讯，“有望出现首例痊愈病例”。
正如我们的直觉和专家的警告，“新型传染病的出现是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贪欲造成的环境传染病”（《自然的反击，环境传染病》，Mark Jerome Walters），本次疫情过后必然还会遭遇其他传染病。“人类的健康和自然界的命运密不可分，要保护自然边界从而保护我们自己”，这样的呼吁极对但又极难做到，是一种陷入“增长陷阱”的宿命。
被认为是终极的解决办法的正确做法，在实践领域的里总被当作是无法实现的梦想，但我们并非完全无可作为。在眼前的生活中守住基本，保持日常性，而不是虚脱无力和恐惧。每个人的这种姿态与国家层面的防疫相配合，相信必能早日走出泥潭。在对新型冠状病毒进行各种复杂解释后，最终的嘱咐就是要“勤洗手，调整好状态”，这应该不难做到。
金荣培 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