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露子 挪威奥斯陆大学韩国学教授
以色列与韩半岛在地理上相距遥远，但在历史进程中却有出人意料的相似之处。以色列建国与韩半岛南北两个政权的成立，恰好都发生在1948年。韩国（朝鲜）战争成为在苏联帮助下建国的以色列进一步融入以美国为主导阵营的重要契机。此后，自1973年赎罪日战争引发第一次石油危机、对韩国经济造成冲击以来，以色列及其周边局势开始对韩国产生直接影响。如今，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所引发的战争局面，再次将韩国经济推向风险之中，这正是上述历史脉络的延续。
在这种背景下，从政界人士到社会各界对以色列动向作出敏感反应，实属自然。近期，甚至连李在明总统也在社交媒体（SNS）上谴责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的暴行，结果不仅遭到以色列外交部批评，也受到韩国国内强硬右派的指责。不过，韩国社会对犹太人的关注可追溯至近代初期，因此类似的谴责并非新现象，也并不只是进步阵营的专属立场。
在日据时期，像李如星（1901～？）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视为“压迫阿拉伯人的英国帝国主义合作者”。与此同时，像尹致昊（1865～1945）这样的保守人士，也曾在其英文日记中，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经济的掌控，与殖民地朝鲜境内日本定居者和企业的行为相比较，并对曾在东欧遭受迫害的少数群体一旦成为强势者便转而成为压迫者的现象表达感慨。如今，韩国极右势力动辄同时挥舞以色列国旗与美国国旗，这种特殊的“以色列观”与其说源自韩国近代传统，不如说是将以色列视为美国的延伸、并将美国绝对化为“善”的冷战式世界观的极端残余。
自冷战时期以来，韩国强硬保守阵营时常将以色列视为“榜样”。极右评论者赞扬其发达的军工产业，以及将女性纳入征兵范围的全民皆兵体制；一些中间派媒体也常将这样的故事当作“佳话”传播——例如战争爆发时，身处海外的以色列预备役人员迅速返国、毫不犹豫奔赴前线。甚至连具有社会主义背景的“基布兹”（集体农庄），也曾被用作韩国新村运动的参考对象。对犹太社会与文化的关注本身并非坏事，但以色列真的应成为韩国追随的“榜样”吗？笔者反而认为，它更应成为反面教材。
对此观点，或许会有人以以色列的“先进性”加以反驳。以色列人均国民收入比韩国高出约40%至60%，其经济核心引擎是高科技产业。该产业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占出口总额的约一半，经济增长的一半也依赖于此，且约十分之一劳动力为高学历的科技从业者。对于将“增长率”“附加值”“人均收入”几乎奉为圭臬的开发主义思维已深入骨髓的韩国保守群体而言，这无疑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理想结构。
问题在于，这一世界领先的高科技复合体究竟“服务于何种目的”。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背后，实际上深深植根于军工复合体。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数据，人口不足千万的以色列，在2021至2025年平均排名中位居全球第七大武器出口国，占全球市场约4%。相比之下，人口是其五倍以上的韩国仅列第九。在当前韩国从保守到进步阵营普遍欢迎“K-军工产业”崛起的氛围中，以色列作为更早进入军火市场且份额更高的国家，容易被视为某种“成功范例”。但必须指出，以色列武器之所以广受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在实战中不断得到验证——而所谓“实战”，往往意味着对加沙地带或黎巴嫩等邻近地区发动的残酷侵略与屠杀。李在明总统所谴责的暴行，正是这种战争现实的一部分。
如果说以色列经济以军工产业为核心，那么其社会与政治几乎从未脱离战争逻辑而存在。自19世纪末进入巴勒斯坦这一人口构成多样化地区的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从一开始追求的就不是面向“全体居民”的民主国家，而是以血统为基础的“犹太民族国家”。这种建国理念意味着对跨族群社会整合的放弃，并在逻辑上容易滑向族群清洗与长期冲突。尽管以色列约21%人口为阿拉伯裔，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通婚至今仍属极少数，也就是说，超越“犹太人”这一范畴的跨族群整合至今仍未实现。在这种将特定族群优势制度化的社会结构中，制衡极右翼的政治力量也日益式微。议会中中间派约占25%至30%，左派约占7%至10%，但即便是中间派也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使人对以色列能否长期走向和平产生根本性疑问。
笔者相信，对于未来的韩国，理想的道路正处在以色列所行轨道的相反方向。赞扬“K-武器出口成功”的声浪虽高，但依附于战争和地缘政治紧张的出口增长，难道不正是最糟糕的未来图景吗？以色列奉为金科玉律的彻底血统主义，同样是韩国终究必须摆脱的落后于时代的遗产。在人口急剧减少的当下，韩国的未来取决于超越族群的公民融合。同样，以色列式的右翼独大，对韩国来说也是噩梦般的剧本。今天的以色列，清晰地向韩国展示了“绝不能选择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