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伦亨 评论员
对韩国而言，“当时的判断”承载着极为复杂的意义。正因如此，每当听到有人轻率提及此事，总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涌起难以抑制的愤怒。2月28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一场在国际法上难以正当化的“预防性打击”，并杀害了其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事发六天后的3月5日，以色列驻韩大使拉斐尔•哈帕兹在会见韩国记者时表示：“在决定对伊朗采取行动时，我们借鉴了1994年韩半岛发生的事件。当时国际社会选择不采取行动，结果朝鲜如今拥有40至60枚核弹头。”换言之，对方是在为其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辩护时，刻意援引了1994年韩半岛濒临战争边缘的第一次核危机。
美国方面也持类似论调。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辩称，在“仓促开战”导致承担全球约四分之一能源运输的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后，为消除伊朗核问题这一“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不得不发动攻击。当地时间22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迈克•沃尔兹在接受CBS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总统不像克林顿政府那样等待朝鲜发展出完整的核计划，而是对伊朗采取行动，遏制其迈向拥核的进程。”也就是说，美以两国的逻辑如出一辙：在伊朗问题上，绝不能重蹈1994年的历史覆辙。
那么，这一说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自2002年核开发疑云浮现以来，伊朗一直处于国际社会的高度监督之下，并于2015年7月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六国达成了被称为《全面联合行动计划》（JCPOA）的核协议。无论是以严格著称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还是美国情报机构，都承认伊朗对该协议的履行情况良好。反而是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时的2018年单方面退出该协议，并重新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
进入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后，各方曾尝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核问题。进入今年2月，对话逐步具体化，美伊双方在“调解者”阿曼的斡旋下，于6日、17日和26日先后举行了三轮会谈。至于伊朗展现出的妥协程度，作为中间方的阿曼给出了明确说明。2月27日，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本•哈马德•布赛义迪在接受CBS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同意“不储存（浓缩铀），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核查”，这意味着“伊朗将不会拥有制造核武所需的核材料”。然而，正当伊朗筹备原定于3月2日举行的第四轮会谈时，却在2月28日上午9时45分（伊朗当地时间）左右突然遭到了一场代号为“史诗怒火”的大规模空袭。
30多年前，韩美之所以选择对话而非战争，是因为一项推演显示：一旦开战，在最初90天内，美军将出现5.2万人伤亡，韩军将达49万人伤亡，平民伤亡更是难以估量。面对同胞，没有人能够轻易做出将首尔与平壤化为火海的“第二次赌博”。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在与比尔•克林顿的深夜通话中愤然表示：“不能对历史和国民犯下罪过。”此后不久，吉米•卡特访问朝鲜，朝美双方最终于当年10月达成《日内瓦协议》（朝美核问题框架协议）。正如人们所知，由于美国在协议签署8年后以涉嫌开发高浓缩铀（HEU）为由对朝发难，该协议最终被撕毁。
外交途径是否能拯救当下局面？审视最终以“巨大失败”收场的朝核外交现实，曾经坚固的“乐观信念”发生动摇，确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倘若肆意推翻既有协议，在给对方留下难以名状的愤怒与创伤后所攫取的和平，又能维系多久？美以打击伊朗的理由极其简单：他们笃定自身几乎不会为此付出代价。这绝非什么“理直气壮的勇气”，而是令人作呕的“傲慢”；更是对韩方曾经艰难探索、力图以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之努力的一种“无法容忍的亵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