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钟植 浦项工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教授、朴泰俊未来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AI）“DeepSeek”为契机，韩国社会中的“厌中”情绪似乎正出现微妙变化。随着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崛起”变得愈发清晰，不仅韩国，全球范围内也感受到显著冲击。这种冲击进一步激发了对中国的警觉和应对呼声。在这个“警惕中国”的时代，更需要提升对中国科技发展的理解与素养。那么，应如何看待中国科技的跃进？
当今中国科技的成功，背后是逾百年的历史积淀。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华民国时期。在民族主义范式下，西方现代科学开始在中国扎根。1919年，在“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下，通过五四运动，中国也首次出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科技人才。这批人留学欧美后回国，成为各自领域的奠基者。上世纪30年代，这些科技人才以“科技救国”为志，加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成为高级科技官员。他们通过科技支援抗日战争，不仅获得了学术权力，也掌握了政治权力，并由此走在中国社会科学化的前列。
接下来的毛泽东时代，被视为科学发展的“黑暗期”。然而，中国科技并未就此停滞。其关键在于毛泽东强调“群众路线”的科学观。他批判科技界的精英主义，提倡向工人和农民开放科学教育与从业机会。这一“群众科学”的理想，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农业、医疗、轻工业等领域得以贯彻。虽然有不少科技人员遭受整肃，但整肃的范围其实比普遍认知更为有限。对于那些在工业化与国防中至关重要的精英科学家，党和国家给予了战略性保护，使他们得以继续研究。正是在毛主义范式下，中国实现了核武器（1964年）、杂交水稻（1973年）等重大自主科技突破。
第三阶段是邓小平及其继任者执政时期，这一阶段与韩国“开发独裁”时期颇为相似。如同当年韩国科技人员在朴正熙和全斗焕政府支持下，以科技推动经济与国防建设，中国也在“权威体制+资本主义”的路径下，强化科技与国家之间的结合，推动“富国强兵”。这一阶段可以归入“发展主义范式”。中国在资本主义发展框架中积蓄实力、等待时机。这一时期除了恢复精英科学活动之外，更具决定性影响的是“自下而上的模仿”。义乌等地的“山寨产业”中积累的技术与智慧，为21世纪的创新提供了底层支撑。而这些基层技术者中，不乏因“群众科学”政策得以进入科技领域的非精英出身者。
进入习近平时代后，中国的科技发展逐渐体现出“中华主义”范式。如今的中国，不再满足于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秩序中的一环，而是以“中华”的名义构想一种新的普世模式。率先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超越美国，意味着中国在维持现有全球秩序的同时，争取主导地位。这种做法，并非意图完全替代西方文明，但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普世价值”，“中华”试图通过解决西方现代性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确立自身的正当性。习近平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非空谈。因此，不仅应关注中国在各项科技领域的成就，更应重视其在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现出的压倒性技术实力。
就科技领域而言，中国绝非“暴发户”或“抄袭者”。支撑其今日跃进的，是长达一个世纪的深厚积累。诚然，面对这一现实，韩国亟需短期内见效的“非常手段”或“破格对策”，但更根本的，是制定一套既现实又深远、既具体又宏观的科技战略，指引韩国科技的未来。现在已进入一个必须“警惕中国”的时代，唯有深入了解、理性警觉，方能为韩国开辟前行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