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露子 挪威奥斯陆大学韩国学教授
虽然不是笔者常去的地方，但半年前笔者因参加学术会议去了美国的西雅图。时隔15年再次来到西雅图，这座城市给笔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首先，市区里没有流浪汉的街道几乎已经很难见到了。虽然包括西雅图在内的大部分美国大城市里流浪汉数量都很庞大，但在过去15年里，西雅图的流浪人口明显增加，这一点是肉眼可见的。在富裕的社区，有许多所谓的“封闭式社区”(gated community)严格控制外来人员的出入，而在市中心的街道上，各类犯罪已经成为常态。在不到一周的逗留期间里笔者亲眼目睹了两起超市盗窃案。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超市的员工似乎对盗窃行为视而不见。流浪汉和超市盗窃反映的是最底层弱者的困境，但中产阶级的生活看起来也不尽如人意。根据笔者同行大学教师们的说法，目前美国70%的大学教师都是非正式职位，这比韩国的情况(56%)还要严重。此时，笔者仿佛看到一个正在经历深刻危机的社会。
如果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印象，美国危机的核心在于上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作为应对利润下降、通货膨胀和增长率放缓的解决方案而被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即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运营方式引起的。新自由主义在2008年已经遭遇危机，当时通过注入公共资金结束了危机，但并没有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根本性的调整。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之一是压制工资。在美国，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在50年前和现在几乎处于同一水平。尤其是半熟练工和低技能工人的实际工资实际上是呈下降趋势的，这直接导致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持续萎缩。50年前，61%的家庭被归类为中产阶级，如今这一比例下降到了约51%。与此同时，正如之前提到的，代表底层的流浪汉和甚至无法保证充足营养的低层群体在不断增加。2000年时，10%的家庭面临食品安全问题，即无法保证始终有足够的食物，如今这一比例已达到14%。在贫困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与韩国不同的是，美国以内需为主的经济难以保证国内消费的持续增长。即便消费增长，家庭债务也随之增加，未来的利息和债务还款压力会越来越大。简而言之，从长远来看，美国经济的增长引擎已经出了问题。
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不仅通过压制工资，还通过工业外迁和外包到低工资国家等去工业化手段来追求利润率的提升。但从长期来看，这一战略的副作用大于正面效应。去工业化的社会难以推动尖端技术的发展，而如果尖端技术发展比竞争对手落后，最终就不得不放弃至今为止的世界霸权。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数据，在当前的核心尖端技术中，美国处于领先地位的技术仅占10%，而中国已经主导了90%的技术。为了追求利润而进行的工业外迁最终导致了霸权危机，美国维持其霸权的策略反而加剧了这一危机。目前，美国在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驻有超过17万兵力，是军事力量过度扩张的典型例子。在此期间，支撑美国军费支出的国债利息成本预计从今年的8920亿美元增加到10年后的1.7万亿美元，几乎翻倍。在国债利息支出超过军费开支的情况下，长期维持现有的全球帝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尽管特朗普的各种犯罪记录和犯罪嫌疑以及他不合常理的言行不断令人震惊，但实际上，所谓的“特朗普主义”可以被看作是针对美国帝国当前长期危机的一个极右翼解决方案。其核心策略之一是通过残酷排斥部分弱势群体来掩盖新自由主义的矛盾。也就是说，正如特朗普所言，通过强制驱逐数百万非法移民并减少合法移民的规模，他试图在维持新自由主义劳动政策的同时，通过强化现有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来提高他们的工资增长幅度。其次，特朗普试图回归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国家保护主义政策，并推动再工业化。第三，特朗普打算放弃如东欧等被认为“不重要”的次要伙伴，转而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并全力应对与中国的竞争。通过这些措施，他试图解决美国长期以来国内消费力、技术竞争力以及帝国过度扩张的问题。
美国大选的结果还是未知数。即便特朗普在大选之前因遭遇两次暗杀未遂而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笔者也不会感到惊讶。因为美国在危机中的政治竞争已经远远脱离了“正常”状态。然而，无论特朗普是当选、落选，还是遭遇暗杀身亡，上面总结的特朗普主义的主要政策方针，即使力度有所调整，或许也会在未来一定程度上反映在美国的国家政策中。换句话说，美国主导的保护主义很可能会成为未来全球体系中的“新常态”，而与中国的竞争则将成为美国长期的核心国家任务。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在这场竞争中越是落后，越会更加强硬地“遏制中国”。
对韩国来说，美国的长期保护主义和反华倾向是一个巨大的灾难。韩国无法摆脱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但没有与中国的合作，韩国的经济前景也将黯淡。在势必会损害韩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危机中，韩国必须从现在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应对美帝国这一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