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露子 挪威奥斯陆大学韩国学教授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独立纪念馆、东北亚历史财团。这四个机关有一个共同点。最近尹锡悦政府任命新右派学者为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在光复会强烈抗议政府决定任命一位不重视独立运动的新右派人士来领导本应研究和纪念独立运动的独立纪念馆后，就连保守派媒体《东亚日报》也对政府的决定提出了批评。尹锡悦对新右派的偏袒也令许多保守派人士感到不安。
继最近洪范道将军被降格后，尹锡悦政府最近又同意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韩半岛劳工被强制劳役的现场——佐渡金山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尽管该展览并未明确提及强掳和强制劳役。新右派的使命是贬低和否定带有进步色彩的独立运动，强调一些本土精英的华丽崛起和“朝鲜的文明化”，而不是日帝强占时期劳动者和农民的苦难。为什么尹锡悦政权对新右派青睐有加，甚至不惜遭到保守媒体的批评？
新右派的“历史运动”形成于2004~2006年卢武铉政府时期。从本质上讲，这场运动是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团对卢武铉政府应大多数国民或明或暗的要求而推动的亲日真相运动的有组织回应。韩国既得利益集团的许多实体和机构“祖先”要么是日帝强占时期直接接受总督府徭役，要么至少忙于积累财富和树立权威，同时避免与殖民势力发生冲突。查明亲日真相必然会对宗族媒体、主要财阀、宗教界和学术界等存在的殖民地性“根源”提出令人不安的问题，并威胁到韩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名分”。既得利益集团别无选择，只能发起大规模反击，他们想要的不是将亲日问题化，而是用美化的新逻辑捕获整个韩国社会。
可悲的是，在能够为他们提供逻辑的学者中，有一些过去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这一点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但过去一些西方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陷入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偏见，认为除了西方和日本的其他地区还停滞在“亚洲生产方式”中，如果没有殖民化，就不可能独立迈向现代化。前首尔大学教授李英勋（音）是韩国为数不多的从这一角度研究朝鲜王朝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但他在20世纪90年代转向极右派，进一步将其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西方中心论观点转变为典型的殖民现代化理论。从这个角度看，没有任何其他强国能比日本更能移植现代资本主义并“文明化”朝鲜这个连基本私有财产制度都缺乏的“停滞不前”的奴婢王国，因此亲日情绪很容易被伪装成“为了祖国文明化的爱国主义”。
然而，这一历史观的世界历史版对尹锡悦政权更有利用价值。新右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合理化最终与他们对现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肯定态度直接相关。不仅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正当化，他们将扎根于私营企业和私有财产的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本身视为人类的“福音”。相反，将政权起源于否定私有财产的革命并使私营企业从属于国家的中国和朝鲜视为“文明的敌人”。这种二元对立以及对世界体系霸权国家及其地区盟友的无条件美化完全符合尹锡悦政府的外交构想。尹锡悦政府与朝鲜的极端强硬对抗以及与中国不必要的人为脱钩，使妖魔化中国和朝鲜的历史观合理化。此外，尹锡悦政府与日本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和对美国的盲目服从使将美国和日本定位为“资本主义文明的传道者”的历史观正当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右派的历史观与尹锡悦政权的国家哲学的“基本精神”相近。
事实上，对于许多祖先是被剥削的农民和工人，而不是在日帝的庇护下积累财产的资本家和地主的韩国人来说，新右派的意识形态只会激起他们内心的排斥。极右派将这种排斥贴上了“民族主义”的标签，但这不仅仅是民族主义的问题。例如，对于对气候问题敏感的年轻人来说，新右派对历史上一直带头破坏气候的资本主义列强的无穷赞美之词似乎比“民族主义”更陈旧、不合时宜。当中国在其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推动下日益与美国对等世界秩序也因此走向两级化的现在，只将西方的历史经验视为积极经验的新右派历史观，只能被看作是过去西方中心主义时代的陈旧遗物。即使如此也偏爱新右派及其世界观的尹锡悦政府连保守派媒体提出的批评意见也无视，继续推行基于新右派历史观的记忆政治，甚至做出了强行任命新右派人士担任历史记忆管理机构负责人的荒唐行为。该政权似乎仍然相信，在乌克兰战争导致的地缘政治对抗以及韩朝紧张的情况下，这样的历史政策最终会被接受。
然而，笔者预测这种信念最终将被证明为是虚构的。在低增长、物价大乱、实际工资下降和个体经营者破产的情况下，尹锡悦政府没有从日本得到任何相应的好处，且只是在为日本统治者的议程服务，对大多数韩国国民来说，只能认为这是屈从和耻辱。在资本主义面临国内外多重复杂危机之际，无条件地赞美“资本主义文明”只能说是毫无常识。说到底，盲目任用和偏爱“新右派”将成为现政权总有一天会爆炸的“地雷”，并成为回旋镖，对现政权造成沉重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