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美国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artin Walt） 在《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沙特-以色列和平协议毫无价值》，认为沙以双方的谈判将导致严重的战略错误。
沃尔特指出，以色列之强大让所在地区的任何国家都望而却步，沙以联手牵制伊朗是公开的秘密。沃尔特还批评道，沙以两国对美国的友邦投资组合造成了极大破坏力，而拜登政府为保证这些国家的安全浪费了大量外交军事资产。美国承诺，一旦两国建交，美国将对它们提供安全保障。
以色列破坏了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协议，而美国却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因此背上了“以色列律师”的骂名。俄乌冲突爆发后，沙特积极发展了同中俄两国的双边关系，并通过与西方国家进行等距离外交瓦解了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扩大了中俄两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美国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艾玛•阿什福德(Emma Ashford)也在《世界政治评论》(WPR)上发表题为《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谈判对美国没有好处》的文章，她在文中指出，这场谈判极大可能会导致美国负责沙特安全、中国继续担任沙特最重要经济伙伴的情况。这是一笔糟糕的交易。最重要的是，沃尔特批评称，拜登和布林肯正在通过推动沙以关系正常化助力以色列的种族隔离(封锁和孤立巴勒斯坦)。
本月7日，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表示，你们签署的所有关系正常化协议都不能消除(巴勒斯坦)冲突。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谈判导致了巴勒斯坦民众的疏远和愤怒，同时也导致了美国对巴以冲突视若无睹的战略错误，整个中东再次陷入冲突漩涡。
伊拉克战争过后，美国的中东政策迷失了方向。2001年发生“9•11”恐怖袭击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将矛头对准并攻击了原本与“9•11”恐怖袭击无关的伊拉克。美国做了一场“白日梦”，即如果以色列的主要敌人——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被打倒，亲美民主主义就会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扩散到中东。但萨达姆政权被铲除后，反而出现了巨大的势力空白，伊斯兰主义势力发展成了“伊斯兰国”(IS)。于此同时，伊朗的影响力日渐扩大，叙利亚内战本意在打倒伊朗盟友——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反而引来了俄罗斯参战。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撕毁伊朗核协议，并推进了与沙以等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建交的《亚伯拉罕协定》，拜登政府继承并发展了该项目。
反观当前的中东局势，巴勒斯坦冲突已突破加沙，影响了周边国家。一旦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地面部队进攻，真主党等反以色列势力将不会再袖手旁观。以色列于2005年单方面撤出加沙并进行了封锁，并于2006年入侵了黎巴嫩。虽然此举是为了加强对巴勒斯坦的封锁，但也宣告了以色列在军事和战略上的失败。真主党认为自身与加沙的哈马斯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因此可能会介入巴以冲突。
哈马斯的袭击重新点燃了中东地区的愤怒，对此沙特十分惊讶，暂停了与以色列之间的建交谈判，并让美国总统拜登坐了“冷板凳”。相反，沙特打开了与伊朗的对话，并展开了独立外交试图阻止冲突升级。
中俄欲在中东地区增加影响力，扭转美国的全球攻势。此前，中俄一直试图改善与以色列的关系，此次冲突事件爆发后，两国转向“支持巴勒斯坦的中立”立场。继乌克兰战争后，中东战争对欧洲来说是一场噩梦，这将导致能源与难民等生死攸关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主线一直是“逃离中东”和“在亚太与中国对抗”。如今，俄乌冲突爆发，中东地区战火纷起。美国战略家、前美国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Ivo Daalder)就支援以色列、乌克兰并“保卫”台湾问题对《华尔街日报》自信表示，我们可以边走边嚼口香糖，美国是全球强国，拥有同时开辟三条战线的能力。对此笔者想问，美国是否应该先反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而非炫耀自己的能力？
郑义吉 国际部高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