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露子 挪威奥斯陆大学韩国学教授
过圣诞节、迎接新年本该是温暖而幸福的事。每当笔者岁末给朋友发电子邮件时，就会习惯性地补充说“希望他们能幸福地度过岁末年初”。但这次，比起幸福，笔者更感受到不安和恐惧。因为在当今的世界，想要幸福地度过岁末年初非常困难。
进入2020年代后，欧美圈的霸权逐渐成为“过去”。从购买力标准(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来看，规模达26万亿美元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远远超过美国(22万亿美元)，差距正在逐渐扩大。如果进一步拓宽视野，可以说中国回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世界商品生产中心的状态。同时，印度（约10万亿美元）、俄罗斯（4万亿美元）、印度尼西亚（3万亿美元）、巴西（3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加起来与欧盟（20万亿美元）几乎相当。韩国（2.5万亿美元）和土耳其（2.7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可以与日本（5.5万亿美元）相提并论。总之，一度以美国、欧洲、日本等先进国家为中心运转的世界经济如今被欧美国家、日本和亚洲的新兴国家分夺。
但是，欧美帝国主义霸权的相对化不可能和平地实现。相反，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也已经成立了可以动员军需产业和庞大的军队、情报机关以及宣传媒体的“帝国主义”。我们经常使用“新冷战”一词来形容欧美帝国主义和其反对者之间的世界性对抗。与1989年结束的冷战不同，要成为新冷战的胜者并非易事。1985年，改革前的苏联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美国的一半。以这样的经济实力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必然失败。但如今中国的生产力已经远远超过美国，目前剩下的任务是扩大在世界金融圈的影响力。中国、俄罗斯及其影响圈（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总人口约为欧美地区和日本人口的1.5倍以上。因此，与过去冷战不同，新冷战最终很有可能演变为多极化，即列强竞争的长期制度化。也就是说，今后至少数十年，要生活在新冷战中。
新冷战和过去的冷战一样，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和对抗。在核武器时代，虽然双方都回避了全面热战，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周边地缘政治要地，（新）冷战都会演变成热战。从2011年至今，叙利亚战争共造成50万人死亡和失踪，使总人口的一半成为难民，且战争至今尚未结束。如果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对西方的产生“威胁”，其损失规模也将超过这一程度。其实就笔者个人而言，乌克兰东部是笔者母亲的家乡，笔者的亲戚还住在乌克兰东南部。这个地区会不会成为全面战争的战场，在本该和平而温馨的岁末年初，笔者是在不安和恐惧中度过的。
在这充满危险的新冷战时期，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心态生存下去呢？首先应该记住，在帝国主义对立中，双方提出的理由与现实不同。让我们回想一下韩国战争的20世纪50年代，即“旧”冷战最恶劣的第一个时期。包括46万名政治犯在内，苏联征用约240万名收容所囚犯进行奴隶劳动，这与“社会主义”的美丽理想背道而驰。虽然社会上有很多对民众有利的地方，但比起“平等”，更重视“超高速开发”，这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梦想截然不同。那么，依然没有赋予黑人市民权的种族主义集中地美国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国家吗？正如当时考虑“第三条道路”的韩国革新政党知识分子所认识的那样，美苏两大阵营最终只是用“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的美词来掩盖充满不平等和剥削的丑恶现实。
今天的双方究竟有何不同? 美国为了整顿“西方阵营”的全球队伍，于2021年12月9日至10日举行了“民主峰会”，韩国也参加了该会议。但讽刺的是，民主峰会召开之际，英国法院判决，同意美国引渡朱利安·阿桑奇。阿桑奇向全世界人公开伊拉克战争的内幕，而他在美国被指从事间谍活动而定罪。这种美国式“民主主义”的质量究竟有多好？另外，中国称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提出“多元一体文化论”，但现实中却监视着维吾尔族。理论和实际并不相符。美国和中国在历史上从未真正实践过他们提出的理念，这是我们应该正视的现实。
但是，在新冷战时代，并不是只需要冷静的“两非论”。一方面两非论仍然有效，另一方面双方的公民需要在自身国家的体制下实现人权、民主和平等的理想。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冷战的经历。在那个时期，改变西方阵营面貌的是反对对越南“赤色分子”发动侵略战争的市民声音。同样，在与西方的对立接近新战争的今天，俄罗斯市民仍然能够享受到原则上出国的权利，其背后还有为出入境自主化而斗争的苏联时代在野人士的功劳。在处于分裂和冷战最前线的独裁时期的韩国，李泳禧先生的《与8亿人的对话》(1977年)和《超越分裂》(1984年)等为了内在理解“朝鲜”的先驱性努力最终为冷战结束后的解冻做好了准备。今后，面对新冷战的二分法黑白思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也应该做出这样的努力。应该冷静地掌握“我们”所属阵营的问题，为客观理解另一方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