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去年8月宣布，将此前向经营困难的英特尔提供的89亿美元政府补贴转换为股权。由此，美国政府持有英特尔10%的股份，一跃成为其最大股东。虽然政府并不直接行使经营权，但美国政府成为本国最大半导体企业的最大股东，仍引发争议。也有观点指出，作为自由市场经济先导者的美国，是否正在向国家资本主义倾斜。
此后，美国大型科技企业接连公布对英特尔的投资与合作计划。英伟达去年9月表示，将向英特尔投资50亿美元，并在自家产品中采用英特尔中央处理器（CPU）。进入今年后，SpaceX创始人埃隆·马斯克签署合同，拟在下一代半导体工厂Terafab中采用英特尔技术。6月，特朗普亲自披露苹果与英特尔合作一事。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苹果终于决定与英特尔合作，在美国设计和生产芯片。”有分析认为，这一系列动向背后有特朗普政府的幕后协调。《纽约时报》援引匿名人士报道称，“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向英伟达的黄仁勋、SpaceX的埃隆·马斯克、苹果的蒂姆·库克等科技行业首席执行官施压，要求他们与英特尔合作”。换言之，政权核心事实上已深度介入企业决策。
■ 左右企业的“看不见的手”
这与拜登政府时期的产业政策也有所不同。彼时，政府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提供现金补贴、税额抵免和金融支持，作用基本止于资金扶持；而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政府甚至进一步为相关企业牵线客户。这在迄今为止的美式资本主义中几乎难以想象。也有担忧认为，政府直接介入本应交由市场决定的资源配置过程，可能造成低效和扭曲。过去美国也曾出现政府干预，但多数局限于战争、新冠疫情、全球金融危机等非常时期。
特朗普总统最近还提出目标，要在任期内将目前约10%的半导体自给率提高至50%。也就是说，让美国半导体需求的一半在美国国内生产。这不禁让人想起中国2015年在《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的十年内半导体自给率达到70%的目标。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对半导体产业采取干预政策，但当时的干预方式与如今不同。面对日本半导体企业迅速占领全球市场，美国于1986年与日本签署半导体协议，内容包括将外国半导体在日本市场的份额提高到20%，并限制日本半导体出口时的低价销售。1987年，美国又以日本未履行协议为由，适用《贸易法》301条款征收报复性关税进行施压。也就是说，当时美国主要运用贸易施压手段，而如今则是政府直接介入企业经营，试图在短期内扩大美国国内半导体生产设施。
为此，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将美国本土企业培育为“国家冠军”，另一方面推动全球最大晶圆代工企业台积电（TSMC）大幅扩建美国工厂。今年1月，美国向台湾施压，在将关税降至15%的条件下，换取了大规模投资承诺。主要内容是，台积电向美国投资2500亿美元建设半导体工厂，台湾当局则提供2500亿美元支持半导体零部件企业迁往美国，构建半导体生态系统。卢特尼克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数百家台湾企业将来到美国。我们将在美国建设巨大的半导体产业园区”，“目标是把台湾整体供应链和产量的40%带到美国”。
这些政策显示，美国的危机意识进一步增强。20世纪80年代，面对日本的追赶，美国也曾以“第二次珍珠港袭击”来形容并保持警惕，但那终归是经济层面的问题。相比之下，如今的中国已在经济和军事层面崛起为美国迄今未曾经历过的强大竞争者。尤其是被誉为“未来产业之米”的半导体，更被视作在人工智能时代决定尖端产业和尖端武器优劣的“扼流点”。美国在半导体制造方面90%依赖台积电，加之台湾的地缘政治风险，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危机意识。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半导体政策已超越产业政策范畴，带有国家安全战略的性质。
■ 日益趋同于20世纪30年代的产业政策
除半导体外，特朗普政府还通过取得关键矿产、核电等领域企业股权，加强对战略产业的控制。美国国防部也亲自出手。去年7月，国防部向美国唯一的稀土生产企业MP材料公司（MP Materials）投资4亿美元，取得7.5%的股份以及追加购买7.5%股份的期权。此后，随着中国加强稀土出口管制，美国在去年年底扩大了对伏尔坎元素公司(Vulcan Elements)等矿产企业的投资。此外，商务部去年10月取得了可购买核电企业西屋电气8%股份的期权。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尼古拉斯·穆尔德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国家，正在以50年来最快的速度将民营企业和资源国有化。他上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撰文称：“地缘政治不稳定、商品市场混乱、可再生能源开发正在助推国有化浪潮”，“随着许多政府采取干预主义经济政策，国有化浪潮看不到停止的迹象”。他将过去100年全球经历的国有化浪潮大致分为四次：大萧条时期的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混合经济体制扩散、20世纪70年代能源冲击，以及2020年代。
与以往案例相比，当前与20世纪30年代有许多相似之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不仅以通过产业复兴实现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为目标，也旨在强化国防工业。在大萧条、保护主义和战前不安局势之下，美国集中力量恢复本土生产基础，扩大关键战略物资的自给能力。美国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国家为什么会破产：大周期》作者瑞·达利欧去年9月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在国家间冲突或战争临近的时期，政府会更加直接地控制企业和经济。因为在技术和经济战争中取胜的国家，也会在地缘政治和军事竞争中占据优势。我们当前所经历的大周期阶段，与1928年至1938年时期非常相似。”
■ 半导体自主化能否成功
人工智能投资热潮迄今为英特尔复苏提供了助力。过去一年，英特尔股价暴涨逾5倍。这其中既有首席执行官陈立武的经营能力和与主要大型科技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的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半导体供应短缺的影响。台积电等既有厂商无法满足需求，订单甚至涌向产品竞争力低一档的英特尔。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模型从训练阶段发展到推理阶段，中央处理器需求增加，这对英特尔也是利好。
然而，这家自21世纪初以来在智能手机、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转换期掉队的企业，能否在短期内恢复竞争力，仍然存疑。要稳定确保1.8纳米级先进制程“18A”的良率，并凭借产品竞争力获得客户认可，恐怕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大型科技企业眼下虽然因担心惹怒特朗普而表态将与英特尔合作，但很难在尖端产品中采用英特尔芯片。据悉，苹果也并非计划在智能手机中采用英特尔芯片，而是打算在部分相对采用成熟工艺的笔记本电脑芯片中使用英特尔芯片。
政策的可持续性也是变量。中国在强有力领导之下，能够长期、一贯地推进发展战略；而美国的产业政策方向往往会随政权更替而发生变化。尤其是特朗普的政策存在可预测性较低的问题。美国贸易代表詹米森·格里尔今年5月出席美光半导体工厂扩建活动时表示，“眼下不会立即加征关税”，但同时提到，依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展开的调查结束后，将在适当时候运用关税，以促进美国国内半导体生产。这意味着，今后若美国国内半导体生产扩大未达预期，美国可能再次向韩国等盟友挥舞关税武器。
朴贤 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