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停战与中国的战略
美伊战争真正的赢家会是中国吗？
美国和伊朗签署的停战谅解备忘录（MOU）上没有中国签字，但中国的影响力处处可见。战争期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齐通过通电话、会谈等方式数十次沟通，中国还与友好国家巴基斯坦紧密配合，在美伊谈判中间接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5月举行首脑会谈时，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也是主要议题。特朗普签署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后，在七国集团（G7）峰会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帮了我。他努力推动解决问题，我认为他的确可能发挥了帮助作用。”
美国特朗普政府2月28日攻击伊朗后，投入数百亿美元预算和尖端武器，却几乎未能实现其宣称的目标，只暴露出力量的极限。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影响力大幅提升。美国因伊朗反击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而陷入苦战之际，中国则邀请多国元首到访北京，塑造自身比自称“和平守护者”的美国更可预期、更值得信赖的伙伴形象。
特朗普的失败，使长期经营对伊关系的中国显然占据有利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立即掌握中东主导权。特朗普攻击伊朗，是一场漫长“大博弈”的一部分，意在阻断中国在中东和中亚的势力扩张，重新确立美国主导权；其起点可追溯至2021年8月拜登政府仓促从阿富汗撤军。绍兴文理学院中国-中东中心主任范鸿达6月18日在新加坡媒体《思想中国》（ThinkChina）撰文分析称，2021年8月美国撤离阿富汗后，美中在中东的角力如坐过山车般剧烈起伏，最终走向美国攻击伊朗。
拜登政府原本想在2021年底前从阿富汗迅速撤军，以便把资源集中到对华竞争上。但由于塔利班攻势远比预期迅猛，美国当年8月近乎逃离阿富汗。中国则乘美国狼狈撤军后出现的权力真空扩大存在感。中国举办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等，展示协助阿富汗平稳过渡的姿态；2022年12月，习近平访问沙特阿拉伯；2023年3月，中国又成功斡旋沙特和伊朗实现历史性和解。特别是特朗普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JCPOA）后，伊朗同中国日益靠近，成为中国在中东快速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桥头堡。
然而，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中国开始遭遇强劲逆风。以色列削弱了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等亲伊朗势力；叙利亚亲伊朗的阿萨德政权也倒台，由亲美政权掌权。随后，2025年6月，以色列单方面摧毁伊朗核设施，引发“12日战争”。在这段剧烈动荡期，中国没有向伊朗及亲伊朗势力提供军事支援，而是袖手旁观，外界对中国消极态度的失望随之扩散。美国和以色列似乎成功遏制了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今年2月28日，特朗普进一步同以色列联手试图更迭伊朗政权，局势由此再次改变。其目的在于让作为中国主要能源供应国和中东桥头堡的伊朗屈服，从而在同习近平的首脑会谈中占据压倒性优势，在美中“大博弈”中掌握胜机。
但伊朗最高领导层全部死于美以空袭数小时后，伊朗立即发动反击并进而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的盘算全部落空。此后，中国虽标榜“中立”，却向伊朗提供可用于生产无人机和导弹的零部件及原料，并继续购买伊朗石油，以此支援伊朗。据悉，中国还提供了卫星情报，帮助伊朗准确打击中东地区美军设施。
3月31日，中国同巴基斯坦共同发布“恢复中东和平与稳定五点共同倡议”，一周后，巴基斯坦成功斡旋美国和伊朗临时停火。美伊停战谈判进入尾声的5月底，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访问德黑兰，与伊朗进行密集磋商后立即转赴北京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保持紧密协作。
韩国外国语大学波斯语·伊朗学系教授刘达承分析说：“中国非正式地向伊朗提供物资和情报支援，也在巴基斯坦斡旋角色的幕后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伊朗虽在同美国的协议中宣布自己不拥有核武器，却通过加强同伊斯兰世界唯一拥核国家巴基斯坦的联合，出现了试图打造伊朗—巴基斯坦—中国合作框架的动向。”
美国在伊朗战争中的失败，正在动摇二战后由美国左右中东安全、能源和经济的秩序。然而，尽管经历这场战争，中东主要国家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局面仍难以根本改变。中东的美国盟友对美国的不信任和不满日益加深，认为“美国靠不住”，但中国无法向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2023年哈马斯袭击后，以色列把加沙地带夷为焦土；去年以色列攻击伊朗核设施；今年美国和以色列联手试图更迭伊朗政权时，中国在军事和安全层面也完全不愿承担主要责任。这意味着，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等中东主要君主制国家，短期内仍只能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同时不得不从长远上寻找替代方案。
北京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吴冰冰6月25日在济州论坛上表示：“美国虽然被削弱，但不会轻易从中东抽身，美国霸权不会在短期内从中东消失。遭到伊朗报复性攻击的海湾地区美国盟友，成了这场战争的最大输家；为了制衡伊朗，它们对美国的依赖反而会更深。”他还补充说：“中国并不打算为中东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因为中国认为不存在所有当事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首先，中国判断，同美国竞争的核心在台湾海峡等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因此不愿在中东立即挑战美国，或过度消耗自身力量。其次，中国国内正面临先进技术大跃进与内需低迷并存、两极分化严重的“K型增长”，没有余力承担中东安全。第三，为了维持中国“产能过剩”的先进制造业产品出口市场，有必要妥善经营伊朗、沙特、阿联酋等整个中东市场。中国固然盘算着在伊朗重建市场中占据较大份额，但也会保持微妙平衡，避免因过度亲近伊朗而在伊朗以外的中东市场遭遇反弹。因此，中国短期内不会试图在中东同美国对抗、夺取中东霸权，而会利用美国的渐进式衰退，坐收渔翁之利并扩大影响力。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不承担中东安全成本、却扩大经济影响力的“最小成本、最大效果”战略。
另一个变量，是特朗普可能试图通过同伊朗达成“大交易（Big Deal）”，成为“第二个尼克松”。拜登政府时期伊朗特使罗伯特·马利和外交专家斯蒂芬·沃特海姆6月23日在《纽约时报》撰文写道：“特朗普在伊朗犯下的巨大错误，可能成为美国的礼物”，并称“如果特朗普愿意，他达成对伊协议的回旋余地比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大”。意思是，如果对伊朗最为强硬的特朗普转向和解，也能够压制共和党内部反对。刘达承教授也表示：“更迭伊朗政权失败后，特朗普能够挽回局面的办法，就是搭建同伊朗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框架。伊朗领导层也可能希望把邦交正常化和吸引美国企业投资，作为避免再次同美国开战的保险和安全装置；如果美伊和解成为现实，国际秩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中，包含解除对伊制裁的具体保障、两国关系正常化、伊朗重建基金，甚至还为伊朗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留下空间。一名前高级外交官说：“朝鲜曾希望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内容，全都写在里面。朝鲜也会关注美伊谈判。”围绕美伊战争，美中复杂的计算正预示着将在韩半岛和全世界引发巨大的蝴蝶效应。
朴敏熙 高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