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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东亚国家“人口悬崖”现象尤为严重?

低生育率全球前10中有6国是东亚国家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是共同点

2月7日,在香港地铁里,人们正看着手机。(图片来源:美联社 韩联社)

“由于急速下降的生育率,日本正处在能否维持社会功能的十字路口。”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月23日召开的第一次众议院总会施政演说中,指出了日本社会如今因低生育率而陷入巨大社会危机。他表示,为了应对这场危机,育儿支援是不能再推迟的课题,无论年龄和性别,所有人都应参与育儿,需要采取与之前不同层次的低生育率对策。

次日,美国CNN报道指出,低生育率问题不仅是日本,也是中国和韩国等整个东亚地区主要担忧的问题。中国在1961年大跃进运动时期人口暂时减少,时隔61年再次转为减少趋势,世界最低生育率的韩国等也处于同样的状况。

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去年7月发表的《2022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中可以看出,东亚的低生育危机尤为严重。全球平均总和生育率为2.3名(15~49岁育龄期女性有望生育的孩子数),但东亚主要国家很难超过1名。据统计,生育率排在前20位的国家中,除东亚7国和欧洲3国(乌克兰、意大利、西班牙)外,大部分都是小岛屿国家。虽然工业化后全球大部分国家都经历了的低生育现象,但唯独东亚国家这一现象尤其严重,为什么会这样呢?

没有孔子的国家才能生存

台湾英文报纸《台北时报》16日指出,包括台湾在内的东亚地区生育率之所以低,不仅是因为养育费和房价等经济因素,而且还因为该地区被“儒家文化”深深影响着。 儒家文化圈将育儿和家务归于特定性别的责任,因此出现了女性中断工作的现象,因此出现了回避生育的现实。

国际人口杂志也指出,经历低生育危机的东亚国家共同属于儒家文化圈(Confucianism)的事实。 在该地区,儒家文化既是宗教,又是国家的统治理念,在2千多年的时间里为全社会提供了伦理原则。因此,学者们指出,该地区存在有关性别的道德严肃主义,严格区分性别作用、集中在一方性别的育儿负担、重视社会成就的立身扬名文化、过去制度传统导致的学历主义、比起生活满意度更强调勤勉诚实的社会氛围等,这些是生育率必然会减少的“固有特征”。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人口统计学博士爱丽丝•延辛在题为《东亚超低生育现象:儒教及其不满》(2020)的论文中说明了东亚社会独特的家庭形成模式和低生育率的关系。她认为,禁止婚外生育的儒教家族制度是区别于其他文化圈的最主要特征。 她在去年6月接受澳大利亚ABC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东亚没有婚外生育的概念。 如果不结婚,就不可以生育。这些国家禁止未婚、非婚生育的儒教理念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协议,各个世代都依然存在。在东亚,由于经济发展,最近数十年间男女的平均结婚年龄都有所上升。 也就是说,如果不结婚就无法生育,但由于结婚晚,低生育率变得普遍化。

她还指出,学历主义(credentialism)是导致低生育率的社会的主要特征。由于过去传统制度的影响,在儒家文化圈很多人的年轻时期是在备考和获得各种资格证书中度过的。 因为把学术成就和立身扬名作为最重要的生活目标,所以很多人为了获得偏好度较高的少数工作岗位和职位,年轻时就要经历严重的竞争。因此结婚和生育则被排在这后面。

英国《经济学家》去年5月指出,低生育率的原因是教育费问题。 在东亚,父母为子女支付高额教育费减少生活费是常有的事情,因此对生孩子犹豫不决。英国独立研究者露西•克雷汉对该媒体表示,在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地,孩子们从小学开始就为了考试而接受课外教育,父母要为孩子的课外教育投入更多费用,进而对家庭的生活费造成威胁。

同样是亚洲,非儒家文化圈的国家相对来说不受低生育率的影响。天主教国家菲律宾的生育率为2.75名,佛教国家越南为1.94名。伊斯兰国家马来西亚(1.80人)、印度尼西亚(2.18人)等也处于相似的水平。印度文化圈南亚的印度(2.03名)、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3.47名)、中亚的哈萨克斯坦(3.08名)、乌兹别克斯坦(2.86名)等也达到了2~3名。 从各大洲来看,北美洲(1.64人)和拉丁美洲(1.8人)的情况也比较良好,开发缓慢的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4.6人)和北非、西亚(2.8人)高于世界平均值。西亚的伊朗(1.69名)、伊拉克(3.5名)、沙特(2.43名)等为世界平均值左右。

2月16日,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受新冠疫情影响死亡人数增多,香港人口连续三年呈减少趋势。图为香港铜锣湾,摄于2月7日。(图片来源:美联社 韩联社)

首先经历过低生育率的欧洲

欧洲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应对生育率下滑做出了各种努力。《世界报》上月21日在题为《生育率:为什么法国成为欧洲的榜样》的特别报道中称,经历低生育危机的法国(总和生育率1.79人)不知不觉间成为了欧洲的生育率冠军。 法国将国内生产总值(GDP)约4%的巨额预算用于家庭及育儿政策,导入育儿休假、家庭津贴等制度,完善早期保育系统等。另外,还达成了认可多种家庭形态的社会协议。法国于1999年作为保护少数人和增加生育率的政策,制定了市民合同制度“PACs”,可以在婚姻以外生育子女。该报进一步指出,生育率较高的欧洲国家大体上都是工作、家庭两立比较容易的国家。

然而,尽管欧洲做出了这些努力,但下降的生育率并没有完全恢复。《纽约时报》9日指出,以法国、德国、瑞典、丹麦等为例,他们强有力的政府支援政策虽然抑制了生育率下降,但并没有完全恢复。另外,有人表示,应该改变看待低生育率现象的观点。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司长约翰·威尔莫斯在《纽约时报》中指出,对生育率减少和人口减少的负面评价有些夸张,日本几十年来一直与人口减少作斗争,但日本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日本并没有因此而毁灭。(生育率低)并不是人们想象的灾难。

金美香 记者

韩語原文: https://www.hani.co.kr/arti/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_general/10805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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