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露子 挪威奥斯陆大学韩国学教授
最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韩朝关系界定为不是同族关系，而是“两个敌对国家关系”，并正式废弃了以往的“民族统一”理念。这一宣示成为全球话题，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金正恩的这番表态，恰恰与他视为“彻底他者”的韩国年轻一代近期舆论走向相通。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院去年10月发布的统一意识调查显示，韩国20多岁受访者中，高达50.7%认为统一“没有必要”，认为统一“有必要”的仅占24.4%。在怀疑乃至否定统一、把分裂视为永久状态这一点上，韩朝新一代正在彼此映照。
难道共同点只体现在对统一的怀疑或否定上吗？从经济差距到地缘政治归属，韩朝之间的“差异”固然巨大，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个社会走过的发展轨迹，不仅在朴正熙和金日成体制下的威权主义现代化时期相互呼应，直到今天也仍在不断彼此映照。近来，韩国已成为一个彻底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国民中约三分之一参与股票投资，个人都在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而朝鲜最近的修宪，同样显示出向“市场化”和“资本化”发展的方向。旧宪法中“我国已经没有税收”（第25条）、“我国劳动者不知失业为何物”（第29条）等表述被删除，“巩固发展全面免费医疗制度”（第56条）也被改为“巩固发展社会主义保健制度”，“免费”一词悄然消失。当然，所谓“资本主义”，在富裕的韩国表现为“个人通过股票理财”，在相对贫困的朝鲜大概也就是“集市”经济的程度。但从大框架看，两个社会正朝着同一方向前进，这一点似乎显而易见。
韩朝最醒目的共同点，是两个社会的军事化以及外交、安全层面的战略定位。在韩国（朝鲜）战争这一熔炉中，南北双方分别形成了高度兵营化、以安全为本位的国家。两国相互竞争，也始终沿着相近的轨道前进。起初朝鲜走在前面，但最终双方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起军工产业；尤其是在70年代，双方都开始出口武器，尽管规模并不大。两国都曾通过军事部门来解决经济问题。20世纪60年代，当韩国弱于朝鲜时，韩国借助“越战特需”和派兵越南实现了高速发展。到了2020年代，当朝鲜远远落后于韩国时，朝鲜同样通过“乌克兰战争特需”以及派兵投入俄乌战场等方式，获得了据估算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50%至80%的战争收益。对“兵营国家”而言，出口武器、军需品以及士兵的“参战劳务”，是解决经济问题最容易的办法。
这种办法之所以可行，与韩朝在外交、安全层面的战略定位直接相关。韩国的主要军事合作伙伴美国如今正在逐渐失去霸权，但韩美安全和军事关系尚未发生重大变化。深陷乌克兰战争泥潭的俄罗斯，身处一种堪比越战的困境，既无法取胜，又难以在不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脱身，其地位也在下滑；但对朝鲜而言，俄罗斯仍是最佳的军事和安全伙伴。不过，超越军事领域，对韩国和朝鲜来说，东北亚区域内的经济伙伴同样是关乎命脉的支柱。如今，日本被越南超过，只是韩国第四大贸易对象国；但在韩国工业化起飞的20世纪70年代，对日贸易比重一度接近40%。20世纪70年代韩国吸引的境外投资中，约60%来自日本。如果说美国是韩国在军事层面的后盾，那么日本就是资金来源。
20世纪70年代日本对韩国所发挥的经济作用，就如同当下中国对朝鲜所发挥的经济作用。2022年的一项研究显示，2000年以来对朝投资累计额中，至少约57%来自中国资本。此外，朝鲜还面临20世纪70年代韩国并不存在的“国际制裁”这一新变量，因此相对容易绕开制裁的中国，在朝鲜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高达98%。在技术和教育领域，朝鲜对中国的依赖也十分明显。正如朴正熙、全斗焕时期韩日经济技术合作在奠定韩国资本主义基础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如今中国也在把作为新兴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朝鲜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一格局下，正如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即便与“北方国家”处于隔绝状态也能走上经济开发快车道一样，朝鲜即便没有与美、日、韩进行像样的交流，也可以继续走快速资本化之路。
然而，即便不与美、日、韩实现关系正常化，朝鲜也能够进行资本积累，韩朝这两个如同同卵双胞胎的国家相互对峙、敌对共存的当前格局，仍然不安到了极点。与冷战时期相比，现在反而更加不安。冷战时期，两大阵营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直避免最坏的冲突，并摸索接触点；但在今天这个新自由主义陷入危机、各自求生的时代，军事大国像唐纳德·特朗普时代的美国那样横冲直撞，已经屡见不鲜。特朗普政府非法攻击伊朗，使海湾地区设有美军基地的伙伴国暴露在伊朗报复之下。这样的政府在紧急情况下，难道会比照顾阿联酋、沙特阿拉伯或卡塔尔的利益，更顾及韩国的利益吗？朝鲜军工复合体的“大客户”俄罗斯，与大量购买韩国武器的波兰之间的对立和紧张，如今也几乎接近准战时状态。
作为军工产业大国的韩朝两国既已卷入各种地缘政治对立，韩半岛和平就极其脆弱。因此，无论韩朝是不是“同族”，这两个相互对峙的双胞胎国家之间的沟通都比任何时候更为迫切。恢复这种沟通，理应被视为最紧迫的国政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