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阿米尔（化名，49岁）离开巴基斯坦卡拉奇，抵达首尔金浦机场。
此后27年过去了，足以让一个青年步入壮年，让一个孩子长大成人。阿米尔也在韩国工作、赚钱、做梦、生儿育女、患病、成功、受挫，像普通市民一样经历了人生的所有时刻。只是有一点不同：他始终没有身份。若要给他一个身份，“未登记移民”大概是最接近的说法。
在一个社会里以未登记身份生活近一代的人，意味着什么？一份观察这一现实的研究报告将于15日在韩国国会公开。该报告由移民劳动研究人员和活动家组成的研究小组“马尔科”在事务金融乌班图基金会支持下编写，题为《长期居留未登记移民的生活与公正移民政策》。报告收录了10名移民的生平口述，他们在韩国以未登记身份生活，短则12年，长则35年。因害怕被查缉，他们连公交车和地铁都不敢乘坐；白天躲藏，夜晚工作；子女的健康与梦想也随时可能在眼前破灭。这样的人生，每一个阶段都充满超乎想象的“状况”。他们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如今却也无法回到故乡，而驱逐他们的尝试仍在持续。
韩国政府已同专家组建外国劳动力综合支援工作组，准备制定未登记移民劳动者对策。让部分未登记移民劳动者合法化，也在讨论范围之内。随着韩国各类工作场所对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存在，有观点认为，现在到了正视“长期居留”移民问题的时候了：他们在身份不稳定的边缘状态中生活数十年，已经适应了韩国社会。
本文根据报告中的口述内容及部分追加采访，重构“长期未登记移民”的人生。截至2024年，超过允许居留期限的“非法滞留外国人”为39.7522万人。其中，居留超过10年者估计达4.7566万人。
■ 青年时期：变身透明人的日子
“当时下着雨，心情很好。”1999年阿米尔来到韩国时，科比尔（化名，47岁）也从孟加拉国来到韩国。入境时，他持有3个月商务签证，那份好心情随着签证上的居留期限届满而结束。从那天起直到现在，他说自己“总是很害怕”。
在恐惧扑面而来的那些“日子”里，科比尔提到“2002年还是2003年左右”的一件事。当时，10名移民共同居住的房子里突然闯入“移民局”人员。“伊斯兰哥和希鲁哥被抓走了。”当时正好在卫生间里的科比尔，是唯一没有被抓走的人。
经历过“只剩下我一个人，心里很难过”的青春岁月后，他学会了逃跑。往山上跑。“不管怎样，先往山上跑。一年要上山三四次。”往楼顶跑。“不然就上楼顶。有人因此摔断腿、摔断胳膊。”他也学会了躲藏。“有查缉的时候，我们连市区都不去，晚上也不出门。生病了也不去医院。”
科比尔能逃躲27年，近乎奇迹。截至2024年，仅一年内因查缉被强制遣返，或收到出境命令、出境劝告的移民就有81206人，占全体未登记移民的20%。这是靠一次次放弃换来的奇迹。比如来自菲律宾的查德（化名，58岁，在韩滞留27年）放弃了“公共交通”和“白天”。“我绝对不坐地铁，白天也不坐公交。我的人生好像没有白天，只有夜晚。”
对先被抓走同伴的负罪感、外出、公共交通、白天……即便承受种种放弃，仍有一样东西终究无法放手，那就是“家人”。
■ 中年时期：父亲的苦苦支撑
2010年，阿米尔迎来了第三个女儿。“妻子给孩子换尿布时大声喊我。我吓了一跳，过去一看，孩子没有肛门。那家医院（孩子出生的妇产医院）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孩子要是死了怎么办？”手术费需要2000万韩元，他手头只有200万韩元。若有健康保险，按照罕见病特别计算制度，几十万韩元就能完成手术。但他和女儿都是未登记身份，没有健康保险。
绝望中，“非常善良”的医生，还有“玛利亚姐（一家移民中心负责人）和大家”伸出援手，孩子才做了手术。治疗还得继续，健康保险必不可少。“那时有人说，如果申请难民，就能拿到签证，也能加入健康保险。”当了父亲以后，有些事并不是躲起来就能解决的。于是，他开始了一场勉强而冒险的尝试。
阿米尔之所以尝试申请难民，是因为别无选择。非熟练外国人若想在韩国合法居留10年以上，必须取得外籍熟练技能人员积分制签证（E-7-4）。该签证每年签发规模只有约3万人，名额有限。在2017年这一签证制度出台前就已成为未登记状态的人，连申请资格都没有。至于永住权，以今年为准，申请人年收入须达到约1亿韩元以上，相当于人均国民总收入的两倍。
作为通往居留权的最后一架梯子，难民认定诉讼草草收场。“（在法庭上）我有很多话想说，想说我来到韩国以后怎么生活，我们家人、孩子们现在怎么样。但给我们的时间只有10分钟。5分钟是法官说话，只有5分钟能让我们说。”十余年的痛苦要在5分钟里倾倒出来。2016年5月，阿米尔的难民申请最终被驳回，数百万韩元律师费也打了水漂。“首尔不是有63大厦吗？我看着它，甚至想过要不要就这样跳下去。因为太痛苦了。”
即便如此，他仍无法离开韩国。因为他已经融入了韩国，也因为韩国同样需要他们。
■ 壮年时期：不过是街坊邻居
不知不觉间，来自孟加拉国的科比尔已到40岁后半，成了“未登记熟练劳动者”。他是家具厂油漆部门的组长，光这一行就干了16年。即便因为爱睡懒觉上班晚些，也不太成问题。代表员工就工作安排同老板争论，也是科比尔的职责。“我现在活儿也干得不错，不是吗？我学会了技术，所以能说得上话。”
对他们来说，找工作从来不算太难。简单制造业长期缺乏劳动力，数十年间“自己摸索着”积累出熟练技术的劳动者很珍贵。韩国劳动研究院资深研究委员李圭勇（音）表示：“外国人非法劳动力市场之所以形成，根本原因在于确实存在对外国劳动力的需求。”
从工作开始的关系与生活，最终甚至改变了他们的“身份认同”。科比尔和做工厂长时认识的“秀灿哥”是20年的老朋友，还和小区超市老板一起去江原道度过假。“查缉队”一出现，街坊会先告诉他们：“看到查缉了，看到查缉车了，小心点。”他已经习惯了同韩国人相处的日常，反而对孟加拉国感到陌生。“我20多岁就来了韩国，其实对孟加拉国什么都不知道，在那里也没做过什么。”科比尔把自己看作韩国某个社区里的普通人。
到了在韩国出生或长大的“子女一代”，“故国”这样的词更令人困惑。“我们的孩子不懂巴基斯坦文化，到了那里也上不了学，什么都没有，连饭都吃不上。”阿米尔想起在韩国出生的孩子们时这样说。
■ 又回到青年时期：代际延续
12年前，阿卜杜勒（化名，26岁）追随阿米尔的脚步，离开巴基斯坦卡拉奇来到韩国，当时他14岁。一起到韩国的父母先回了巴基斯坦，只留下阿卜杜勒一人。理由和阿米尔的子女相同。“说实话，那个国家对我来说反而更陌生。而且在巴基斯坦也没法工作。这里的技术，和那里的技术对不上。”
阿卜杜勒加入了前文提到的4万余人行列，成为长期居留的未登记移民。没有居留权的人生，同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们的青春形成鲜明对比。“（亲近的朋友）有人去欧洲旅行，有人去中国旅行。那些地方确实让我羡慕，我也想去。”他躲避查缉，躲藏生活，也无法确信自己是否还能做梦。“就这样待了很久，但到现在都没有机会。以后会不会有呢……在我看来，几乎更可能还是没有。”
几十年来，韩国移民政策没有认真思考长期居留的可能及其伴随的人生，由此塑造出的阿卜杜勒的青年时期，也和前面那些人一样，是放弃与混乱的延续。移民政策研究院资深研究委员崔瑞里（音）表示：“对大多数移民来说，合法留下来的道路实际上已经关闭。对于现有未登记移民，应通过审查给予居留许可。现在到了全社会思考对象与标准的时候。”
阿米尔的第三个女儿平安长大，如今已是高一学生。后来出生、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弟弟说想当厨师，在家看着YouTube就能把韩餐做得像模像样。得益于法务部向未登记移民儿童赋予“临时”居留资格的救济措施，他们暂时获得了居留保障。不过，此后的未来仍不确定。“我没有别的奢望，只想让孩子们像人一样活着。”为了切断长期未登记身份的代际延续，阿米尔仍在拼尽全力。
南智贤 张贤恩 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