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晋旭 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笔者近期参与的一项民调结果令人震惊。文化广播(MBC)电台委托Kstat Research于10月针对2014名韩国国民进行的电话访谈显示，针对“去年国会议员选举与今年总统选举受到中国干预”这一说法，高达30%的受访者表示认同。其中，18至29岁群体的占比达41%，保守派达52%，国民力量党支持者更是高达61%。尤为令人担忧的是，尹锡悦以“选举舞弊”为名发动内乱但遭弹劾后，韩国社会的整体状况非但未见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
《时事IN》委托韩国Research于2025年2月进行的调查显示，27%的受访者认为2024年国会议员选举存在舞弊，20%的人认同“中国干预选举”这一说法。今年大选结束后不久，同类调查于6月4日至5日进行，相信“6·3大选舞弊”的受访者占比降至19%，认同“中国干预选举”这一说法的受访者亦下降至18%，这一变化曾令人备受鼓舞。然而，当时的数据已经显露出某种端倪：在所有年龄段中，20 多岁年轻人对 “选举舞弊论” 的认同度最高，达到 26%，这预示着一种潜在的新趋势。几个月后，围绕选举舞弊论以及 “中国介入说” 的认同率飙升至历史新高。
那么，“选举舞弊论” 究竟缘起何时、如何形成，又为何在此时再度甚嚣尘上？通过 Naver 数据实验室对 2017 年 1 月以来 “选举舞弊” 相关移动端与 PC 端搜索频率的分析，可以发现，该论调首次大规模出现是在 2020 年 4 月国会议员选举期间，其后在 2022 年大选、2024 年 12 月戒严以及 2025 年 6 月大选前后均出现大幅攀升。2020 年成为一个关键节点，这与 2019 年后韩美极右翼网络对选举舞弊论的集中传播、2020 年新冠疫情危机中各类阴谋论的扩散，以及 2017 年朴槿惠被弹劾后极右翼势力的持续煽动密切相关。
尽管 “选举舞弊论” 是尹锡悦发动 “12・3 内乱” 的核心借口，其危险性早已暴露无遗，但这一论调在内乱后并未得到有效遏制。“选举舞弊” 的整体搜索量在戒严后急剧增加，大选期间虽有所回落，但 19 至 29 岁年龄段的搜索量在大选前依然居高不下。更令人惊讶的是，12 至 18 岁年龄段的搜索量在戒严后虽然有所下降，却在大选期间激增近三倍。由此可见，阴谋论的蔓延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向青年群体甚至青少年群体扩散。
这种剧烈的舆论波动，难以仅用长期的结构性因素来解释。社会孤立、经济不稳定、被剥夺感以及过度竞争等因素固然会削弱人们对极端思想的抵抗力，但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各类在线平台所营造的环境同样不容忽视。例如，韩国 Research 今年 2 月的调查显示，每天观看保守派 YouTube 频道超过 1 小时的受访者中，66% 认同选举舞弊论，而不观看者的认同比例仅为 9%，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在 YouTube、Instagram、X（原 Twitter）、Threads 等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大量假新闻、煽动性内容和仇恨言论。Discord、Slack、Twitch 等社群平台和混合型交流平台也同样如此。“5・18 光州事件是朝鲜军队所为”、“李在明是中国间谍”、“反歧视法背后是中共企图通过同性恋摧毁韩国的阴谋” 等极端言论在各大平台上广泛传播，动辄获得数千个点赞，观看量甚至高达数百万。
通常认为，青年和老年等特定群体更容易沉迷于社交媒体，也更容易受到虚假信息的影响，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韩国媒体振兴财团发布的《2024 社交媒体用户调查》显示，20 多岁年龄段的受访者平均使用 6.95 个社交平台，而 70 多岁年龄段的受访者仅使用 1.79 个。在获取新闻和时事信息的方式上，20 多岁年龄段的受访者最依赖 “算法推荐新闻”，这本身就意味着更高的风险。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年龄越大的人反而越容易受到虚假信息的影响。例如，对新闻机构的认知度方面，60 多岁（25.5%）和 70 岁以上（4.8%）年龄段的受访者明显低于 20 多岁（55.8%）和 30 多岁（45.6%）的受访者。在核实新闻来源的比例上，老年群体也远低于青年群体。这意味着，阴谋论和虚假信息并非仅仅是老年人或青少年等特定年龄段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性的社会问题，只不过不同年龄段和社会性别群体在问题的成因和表现形式上存在差异。
社交媒体和在线平台之所以沦为恶意内容的温床，并非仅仅是用户个体认知或心理的问题，而是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从供给侧来看，这些行业依赖用户中心系统，通过追求大众性和商业利益来驱动发展。注意力经济的内在逻辑促使平台主动鼓励刺激性内容的生产。由于浏览量和停留时间直接关系到广告收入，那些能够抓住人们注意力、激发情绪的极端内容自然成为最具商业价值的 “产品”。
从需求侧来看，用户参与这些平台所获得的收益是多方面的。除了获取信息外，还包括娱乐、愉悦、情绪宣泄等个体收益，以及群体归属感、身份认同等社会关系收益。许多表现出 “极右” 倾向的人并非抱有什么深刻的信念，仅仅是因为 “好玩”、“刺激” 或 “为了维护社群关系”，便转发所谓的 “间谍视频” 或参与 “灭共挑战” 游戏。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看似轻浮的刺激和娱乐，最终可能会在现实中演变为专制和杀戮。
世上没有人生来就是恶魔，但任何人都可能作恶，也可能被裹挟进作恶的结构之中。当一个初中生某天笃信 “中国人在韩国从事人口贩卖”，当年迈的父母因为坚信 “总统是间谍” 而对共产主义充满恐惧，当一个举止端正的朋友向你反复转发 “上届大选被操纵” 的网站链接 —— 这些瞬间，正是无辜者在不知不觉间被无道权力者的 “收割” 计划所利用，共同促成其心中 “诺亚方舟” 式的末日幻想。
如果说过去我们总是在追问 “12・3 内乱” 之前韩国社会出了什么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必须直面 “12・3 内乱” 之后正在发生的失序和异变。宛如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危险的暗流正在涌动。“杀死赤色分子也无妨” 这种带有种族灭绝意味的语言已经成为 “右翼文化” 的象征；民主党人、中国人、工会成员、左派、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等被列入 “可以杀戮” 的对象清单，并在网络空间中流传。内乱之后，韩国社会真的变得更安全了吗？要真正平息内乱，必须从社会底层、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