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廷燮 世宗研究所首席研究委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7月28日因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攻击而爆发。这正是对一个月前在萨拉热窝发生的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遇刺事件中，塞尔维亚地下组织涉事的一种报复。如果纷争在此处停下，在历史书上或许只会被记载为第三次巴尔干战争之类的事件。实际上，仅在遇刺事件初期，英国对于支持弱国塞尔维亚一事还持保留态度。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认为欧洲的和平比塞尔维亚的主权更为重要，这也是英国外交“小国总得做出让步”的普遍观点。这是一种帝国主义思想，即小国若能忍受屈辱，世界和平就能得以维持。然而，最终英国还是与法国、俄罗斯联手与奥匈、德国、奥斯曼所统之同盟国发生了冲突，这是因为英国将事态视为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问题。塞尔维亚怎样都行，奥匈也不是问题所在。关键在于阻止德国掌控欧洲，从这一点来看，英国认为自身的国家利益与法国、俄罗斯紧密相连。
1945年2月，为处理二战后的局势召开的雅尔塔会议赤裸裸地展现了大国的地缘政治思维。当时，美国、苏联和英国的领导人通过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以谋求战后欧洲的稳定，并达成了“肮脏的”妥协。罗斯福和丘吉尔向斯大林妥协并满足其对排他性势力范围的要求，将东欧拱手让给了苏联。雅尔塔协议的不光彩之处在于虽然它避免了与苏联的新战争，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欧洲未来30年的稳定，但代价是欧洲的一半地区落入苏联统治，东欧人民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饱受共产主义独裁的压迫。这不仅是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国法律与道义责任的背叛，更是大国外交中牺牲弱小国家以换取稳定的典型案例。甚至在1944年10月，丘吉尔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了一场臭名昭著的“百分比协定”谈判。英苏双方以数字形式瓜分东欧各国的影响力，比如罗马尼亚的影响力比例是苏联90%、英国10%，匈牙利是苏联50%、英国50%，希腊则是英国90%、苏联10%。为了确保英国在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战略利益，丘吉尔以巴尔干地区的部分控制权作为筹码与苏联进行交易。
从2025年2月开始，关于结束俄乌战争的讨论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冲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将作为战争当事方且有着深切利害关系的乌克兰和欧洲排除在外的情况下，以谈判的形式向俄罗斯推进终战事宜。终战谈判的框架也与传统西方的政策基调大不相同。通过阻止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排除战争后乌克兰丧失领土的收复可能性，实际上呈现出了支持俄罗斯立场的态势。有关终战的讨论象征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持续至今的自由主义霸权外交的终结。特朗普政府如今对北约扩张这类自由主义扩张项目毫无兴趣，还让乌克兰干脆地承认乌克兰处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之内并就此放手不管。相反，在主张美国对格陵兰岛的收购、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等方面却毫无顾忌。实际上，强国正以露骨的方式毫无顾忌地追求自身国家利益，正步入一种伴随着妥协与交易的强国势力均衡秩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二战后的80年是漫长历史中的一个例外时期，而目前国际政治也正处于展现其本来面目的时期。
这种国际秩序的巨大转变也要求韩国外交进行根本性的反思。现在不是陷入所谓“价值外交”，或是“自由主义与权威主义对决”这类思维的时候。即便在拜登政府时期，这样的口号也只不过是为了追求西方的地缘政治利益而打出的幌子罢了。所谓“优雅的伪善时代已经过去，坦诚的野蛮时代已经到来”这样的表述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为了在混乱的时代中找到出路，首先必须能够洞察强国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出发点是超越善恶、对错的规范性思维去理解国际政治是一场多么危险的博弈。尤其是对于处于地缘政治断层线上的韩国来说，这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也许特朗普是个异端人物，但他所唤起的国际政治教训，绝不能仅仅被视为是一种极端或越轨的行为而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