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仁 世宗研究所理事长
尹锡悦有关萨德的发言和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的反驳，引起了风波。尹锡悦7月15日接受采访时主张，部署萨德系统明显属于韩国主权领域，（中国）如果想要求韩方撤回部署萨德，必须首先撤回部署在本国边境附近的远程雷达。邢海明大使第二天在同一家报社的采访中强调，（萨德）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使中国人民感到不安，并完全否认了中国雷达威胁论。
首先，尹锡悦的这一发言中，有一部分在事实关系上存在错误。萨德部署的确是韩国的主权事项，但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威胁，而是为了探测和拦截朝鲜的导弹攻击。 这也是韩美两国政府的正式立场。邢海明大使的态度也存在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以发言人名义发布确认事实的报道资料就足以应对，但却由大使出面发表“中韩关系不是韩美关系的附属品”等刺激性言论，反而给部分持有反华情绪的人士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这里真正遭到攻击的是文在寅政府。尹锡悦等人批评现政府说，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于韩国政府2017年10月与中国签署的萨德“三不协议”。声称当时的“协议”是韩国的“放弃外交权和自主权的屈辱性承诺”，韩国现政府对中美两国的战略模糊性，将来会给韩国的安全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当时，韩方为了避免中方报复和韩中关系正常化，曾与中国进行过两次非正式接触。据悉，中方在这里提出了四个问题。第一，立即撤回已部署的萨德；第二，反对追加部署萨德；第三，对参与美国主导的东北亚导弹防御（MD）系统表示担忧；最后，提出了成立韩美日军事同盟可行性问题。
对此，韩国方面做出了如下回应。部署萨德是为了应对朝鲜的军事威胁，是韩美之间已经达成协议的事项，不能推翻。另外，追加部署在各种条件下很难实现，因此中方没有必要担心这一点。而且，韩国自金大中政府以来，不论政府倾向如何，一直推进韩国型MD，从费用和效果方面来看，并不觉得有必要加入美国主导的区域性MD。 最后，以韩美日三国军事同盟为例，韩国虽然保持着韩美同盟和韩美日三国互助的现有安保合作框架，但同日本的军事同盟是以日本修改和平宪法为前提的，因此不属于需要考虑的对象。
当时中韩之间的非正式接触中，韩国政府只是对中国提出的问题做出了应对和说明。所谓“萨德三不协议”，是媒体创造出来的用语。如果按照一些人的主张达成协议或承诺，就应该将其书写成文件，并按照惯例召开联合记者会公开文件协议。韩国政府的回应更接近于基于现有政策的极其常识性的解释。这一解释的哪一点是妨碍韩国主权和独立的屈辱因素呢？尤其令人费解的是尹锡悦等人直接使用中方主张的“协议或承诺”这样的表达，并以此为根据批评现政府的态度。正是得益于当时的外交努力，当年12月文在寅总统才得以访华，虽然中韩之间的隔阂尚未完全消除，但中方围绕萨德对韩方采取的制裁措施与以往相比，也有了大幅缓解。
所谓的“战略模糊性”争论也是如此。尹锡悦等人声称只有允许追加部署萨德，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导弹防御体系，同时建立韩美日三国军事同盟，表现出“战略清晰性”，才能保障水平性的中韩关系，但这并不能保障我们的安全。更何况，在巩固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同时，维持与中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政府政策方向又有什么模糊性呢？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维持现状是正确的选择。通过分帮结派的外交提前与中国发生对立关系，不仅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解决朝核问题和营造韩半岛和东北亚的和平稳定。
赤裸裸地要求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的声音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以及将中美竞争相关的讨论升级为政治争论是否妥当，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