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后军方试图平息了事，调查不力，对受害者置之不理
军方无能，轻视人权，被批评为“组织性杀人”
遭受性骚扰后做出极端选择的韩国空军中士李某事件，可以被解释为是“Me Too运动”开始3年多后仍然轻视性犯罪的军队落后文化，发生问题后试图掩盖的军队特有的习性，调查处置不力的军事警察的无能等因素叠加在一起而引发的悲剧。军方内外都认为，就连文在寅总统也出面表示，侦查机关应查办军队内部报告体系是否存在问题，并严肃处理包括最高干部等所有涉案人员，因此国防长官徐旭和空军参谋总长李成龙无论以何种形式都必须承担责任。
李中士被推向极端选择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部队试图平息了事。3月2日晚，李中士不情愿地参加聚餐后，在返回官邸途中，在车内遭到前辈张某中士的猥亵。该聚会是庆祝上司卢某的熟人新店开业的私人聚会，共有5人参加。这违反了所有市民都在严格遵守的疫情防疫指南（参加聚会的人员限制为4人），身为女性的李中士是被强行安排参加聚会的。
性骚扰事件发生后，上司们担心这一事被曝光，试图平息此事。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即3月3日，准尉卢某叫上李中士共进晚餐，他说这是生活中至少会经历一次的事情，要求李中士将过去的事情当作没有发生过。主导聚餐的上司也施压说，一起去聚餐的人也会受害。在此期间，李中士收到来自加害者“干脆死了算了”的短信等，受到二次伤害。这违反了不情愿的强迫聚餐（第248条中第2条）、空间分离等受害者的保护（第244条）、接到举报后移送到性暴力投诉处理部门（第246条中第6条）、立即向军队调查机关请求调查（第246条中第2条）等国防部部队管理训令。
国防部早在去年就通过性暴力预防活动方针表示，将对性犯罪者实施一击出局制度，对默许、帮助、隐瞒、包庇行为者实施与性暴力等行为者相同的惩戒标准。但是，直到死者家属5月3日向国防部检察团起诉卢准尉等2人为止，还没有对参与试图隐瞒该事件的这些人进行调查。
接下来的调查不力给李中士造成了更大的伤害。李中士说，“请停止，以后还怎么见面”。她还将包含自己劝阻加害者声音的车辆黑匣子，直接提交给空军第20战斗飞行团军事警察。这与只有受害者和加害者主张的性犯罪不同，该案件确保了能够客观证明犯罪事实的物证。尽管如此，军事警察在事件发生半个月后的3月17日才对张中士进行了首次调查。可以成为关键证据的手机，在事件发生3个月后的5月31日才以任意提交的方式获取。
据悉，6月2日空军参谋总长李成龙在国防部检察团急忙出面拘留张中士后感叹道，“为什么现在才采取措施？”军方相关人士表示，“我们也感到很悲哀。军事警察和军事检察机关太无能了。即使催促报告也也太晚，有时也会出现与事实不符的内容。”军队人权中心所长林泰勋强调，此次调查不充分是因为力量不足，还是为了隐瞒事件而故意进行的，必须通过国防部检察团的彻底调查来查明。
对李中士最后的打击是军方的放任和折磨。李中士在事件发生后请了两个月的假，于5月3日返回工作岗位。在此之前，与军队咨询官进行了22次咨询，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但休假回来后却没有了这样的机会。死者家属向李中士被调任的第15特殊任务飞行团表示，第一天上班就让她一个人加班，申报被性骚扰事实后的两周时间里，被要求按日期、时间分类记下做了什么，并指出这是对她的集体欺凌行为。这也是需要通过国防部检察团的调查查明的部分。
直到5月底，当李中士绝望称，组织不再保护自己时，加害者张中士仅以没有逃跑之虞为由，在不拘留状态下接受过一次调查。李中士在调职的第四天，即5月22日被发现成为了冰冷的尸体。虽然对李中士实施性骚扰的是张中士个人，但将她推向死亡的是对性暴力受害者的痛苦完全漠不关心的庞大的军队组织。
吉伦亨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