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分析/6月抗争纪念演讲词话题
以实现经济民主主义为目标
展现出解决两极化和就业岗位问题的意志
“我坚信，未来我们将迎来各退一步、共同承担、缩小差距的社会大调和。希望所有经济主体都能够参与进来，一同实现真正的劳资政大调和。”
文在寅总统正视“为实现经济民主主义的社会大调和”，并将其作为新政府国政课题。在6月10日发表的6月民主抗争30周年纪念演讲词中，文在寅总统强调道“社会大调和的课题并非易事，但却势在必行”，“总统和政府将为此竭尽所能”。
文在寅总统之所以提出“社会大调和”话题，与其解决“堪称灾难的两极化”（青瓦台政策室长张夏成在6月5日记者会上的发言）的捷径在于“经济主体的退让和妥协、联合与关怀”的平时信念有关。青瓦台核心相关人士在6月11日与《韩民族日报》的通话中表示，“解决两极化需要创造优质的就业岗位，为此首先应当实现经济界、劳动界、市民社会和政府‘大调和’，这便是总统的坚定信念”，“在6月12日的国会施政演说中，总统也将发表这一信念”。
文在寅总统曾将“建立韩国型社会对话机构”作为大选就业岗位承诺的第一条，这也很好地体现出了他的这一想法。由共同民主党议员洪永杓和雇佣劳动部部长候选人赵大烨（音）等起草的这份承诺，将“韩国型社会对话机构”的作用定义为“提供创造就业岗位、重新整顿劳资关系的社会大调和模范”，旨在解决“提高雇佣福利并加强社会安全网，从而缩小两极化和保护劳动贫困层”等议题。值得注意的是，该机构的地位被定为了“总统亲自参与的社会对话体”。将总统担任委员长的就业岗位委员会打造为实现社会大调和的对话机构，这一方案的出现使得就业岗位委员会的级别高于曾由部长级人士担任委员长的“劳资政委员会”。
这一社会协商模式的由来需要追溯到1998年1月作为总统咨询机构成立的第1届劳资政委员会。1997年外汇危机之后开始执政的金大中政府成立了劳资政委，以通过“劳资政大调和”克服经济危机为目标，命令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和两大工会总联盟一同参与其中。但是1998年2月进行了对换“扩大健康保险和全教工合法化”与“引入裁员及派遣工作制”的首次协商后，劳资政委便不断出现混乱，在经历了李明博、朴槿惠政府之后，便丧失了作为社会协商机构的职能。问题在于现在的两极化和就业岗位问题不再仅是“企业对工人”，而是发展到“大企业对中小企业”、“大企业工会对中小企业工会”和“正式员工对非正式员工”等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按照过去“一揽子协商”的方式将难以实现调和。
比起现在的劳资政委，文在寅总统为总统亲自担任委员长的“就业岗位委员会”赋予了这种社会协商机构的职能。洪永杓议员转述称，“虽然需要劳资政委，但为了实现范围更大、实效更高的社会协商，还需要曾在卢武铉政府时期内，经济界与劳动界、市民社会、宗教界以及女性界等共同参与的‘老龄化和低出生率对策联席会议’等新机构”，“按照就业岗位委负责大框架下的社会协商结构职能，劳资政委集中精力解决劳资纠纷的‘双轨’方式展开运营”。
事实上,根据5月16日国务会议通过的《设置和运营就业岗位的相关规定》，文在寅总统将亲自担任委员长，负责总体指挥泛政府层面的就业岗位政策，由副委员长与直属委员和民间委托委员30人组成的委员会则负责讨论企划、发掘就业岗位政策，以及部门间政策调整等。直属委员除有关部门和国策研究所长、总统秘书室的就业岗位首席秘书官以及民间委员、劳资团体和民间专家外，还有代表非正式员工、青年和女性等的人士参与，将委员会作为综合工会、公司、民间、政府的常设协商机构进行运营。
专家们担忧表示，一味集中在中央层面上实现的“一次性社会大调和”，很可能会重复过去劳资政委的失败。韩国劳动研究院的研究委员张弘根（音）和朴明俊（音）在今年4月《月刊劳动评论》的投稿中表示，“为了政府单方面艰难推进的政策悬案，应当摆脱将委员会（社会对话机构）作为确保合理性通路的形态”，“政府关注社会对话并给予援助，但需要向提倡劳资政间实质、自律性对话方向转变”。
此外也有观点表示，需要超越“上层单位”对话，实现行业、地区等多层次的社会对话与协商。换言之，正如造船业等各产业结构调整案例，应当首先实行“中间”单位的劳资政对话。韩国劳动研究委劳资关系研究本部长赵诚宰（音）表示，“大企业工会被实利主义所控制，促进中间范围（各产业与行业）层面上的交涉、协商将有助于克服与中小企业、非正式员工之间的两极化”。
李世莹 记者,朴泰佑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