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菲律宾女性的人口贩卖、性剥削持续20年以上
联合国称“韩国政府未能保护受害者”，劝告进行赔偿
这是在2010年初，菲律宾籍的玛丽(当时20多岁，化名)抵达京畿道某外国人专用俱乐部的第一天。为了做歌手来到韩国的玛丽，和中介人一起来到了这个俱乐部。夜幕降临，演出还没有开始的迹象，她问一名比她先到俱乐部的女性：“什么时候开始唱歌?”那位女性回答：“我们不表演，舞台是为了躲避管制”。雇主看着两人的对话，给了她一杯龙舌兰酒，“你可以和那个男人谈谈。”
■工作4个月赚到40万韩元……“如果你想赚更多钱，就去做性服务”
就这样开始了工作。前4个月共得到了40万韩元。这与雇用合同中规定的月薪(120万韩元)和工作条件(8小时工作制)不同。签证手续费、机票、中介费等费用很高，初期2~3个月不给工资是惯例。雇主表示，要想获得更多报酬，就要积累“果汁积分”。果汁积分是通过让顾客买酒获得的。为了达到配额，她们必须提供性服务，因此可以说这一制度是在强迫进行性交易。
困难的不仅仅是被强迫进行性服务，“你不是处女”之类的辱骂也让她难以忍受。她拜托中介人说：“请帮我换一个可以唱歌的地方。”结果雇主又把玛丽送到了另一个俱乐部。
情况更加糟糕。俱乐部周中每天只允许外出3个小时，还有人在监视。事实上是监禁。还会被辱骂，每天得工作12小时以上。同事中也有性暴力受害者。
只是在讲述玛丽的故事吗？不是的。公益法中心“APIL”对2020年1月来到韩国的5名公演移民劳动者进行访谈并撰写了报告，该报告中显示，她们遭受性剥削的模式与玛丽的情况相似。菲律宾当地的劳动中介会接近经济困难或有受抚养人的年轻女性，告诉她们：“在韩国餐厅、酒吧、旅游酒店当歌手可以赚很多钱”。然后会和她们签订与实际劳动条件不同的劳动合同。在菲律宾的中介人会让这些女性练习唱歌，然后制作一段视频，提交给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的视频评级委员会，委员会根据唱歌视频进行判断，发放公演推荐书。中介公司将雇佣合同、公演推荐书等提交给法务部出入境管理事务所，以获得E-6演艺签证。来到韩国之后，所有人都会遭遇和玛丽一样的经历。
■没有考虑到“人口贩卖受害”的可能性
这种人口贩卖结构在韩国已经持续了20多年。现在手段更加巧妙了。雇主利用菲律宾女性抵达韩国后欠下的债务迫使她们从事性交易。他们通过抢夺护照、告诉警察和法院说她们有亲戚等多种方法，威胁这些女性不要逃离或报警。
玛丽在接受《韩民族21》采访时这样说道：“第一次因管制性交易被警察逮捕时，其中一名警察似乎意识到我们是(人口贩卖)受害者。他送我们回去的时候说‘逃出俱乐部’，但是我们不知道该逃到哪里，该怎么求助。最重要的是，雇主谎称是他给了那个警察一大笔钱，所以我们才被放出来。我们不清楚警察到底是不是(和雇主)一伙的，所以不得不做对雇主有利的虚假陈述。”
就这样她重新回到了俱乐部，但是第一次见到的警察所说的话一直留在心里。一年后，玛丽和同事们最终逃离了俱乐部。他们躲在另一个街区，被追踪手机位置的另一名警察抓获。但这些警察不再怀疑玛丽和她的同事们是“人口贩卖受害者”的可能性。她们被戴上手铐，被绑上绳子。逮捕理由是，持有E-6签证的菲律宾籍公演移居劳动者离开工作地点，并在工作地点从事性交易而不是唱歌。之后在首尔出入境管理事务所被拘留了45天，并被勒令离境。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人向她们伸来了援助之手。一位菲律宾牧师帮助她联系到了移民女性保护团体和公益律师。玛丽说：“我们甚至没有被告知会被拘留多久”，“如果不是这个组织和律师，我都不知道自己会被拘留多久”。
■被胁迫或恐吓做出对雇主有利的陈述
他们在公益律师的帮助下，对下达强制出境(驱逐)、拘禁(保护)命令的韩国政府提起法律诉讼，要求赔偿损失。情况并不如意。2018年和2020年她先后提起行政诉讼和损害赔偿诉讼，但都败诉了。最终，她向联合国提交了陈情书，联合国的判断与韩国政府不同。2023年11月，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得出结论：韩国侵犯了三名被迫进行性交易的菲律宾妇女的权利，未能将她们认定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并加以保护，而且没有保障司法及充分的救济方案。委员会建议韩国政府向这些妇女提供全额赔偿，并加强对人口贩卖行为加害者的调查和处罚。但是法务部在向法院提交的意见书中表示，委员会的决定对再审对象的判决产生什么样的法律约束力乃至影响力存在疑问。受害者的代理律师金钟哲(公益法中心)指出：“韩国政府误解了人口贩卖的定义。”
“持有E-6签证的菲律宾籍公演移居劳动者很容易成为人口贩卖受害者，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出入境管理事务所在调查他们是否应该被驱逐出境时并没有进行深入审查。根据《联合国打击人口贩运议定书》，这相当于人口贩卖。(2000年12月)韩国也加入了该协定，最近国内法律也出台了《防止人口贩卖法》。这里的重要概念之一就是‘即使受害者同意剥削，也不会对构成人口贩卖这一事实造成任何影响’。因为政府部门关注的是‘她们是不是都知道'之类的事情。这一点各不相同，有些人知道，有些人部分知道，有些人完全被欺骗。但关键是，即使她们同意被剥削，她们也属于被迫从事性交易，无法自行离开。”
事实上，检方以“受害者显然可以在营业时间之外外出，每人都有一部手机，但在警察管制之前没有向外部表示抗议”等为由，对受害者以违反《性交易处罚法》的嫌疑下达了缓期起诉的处分。首尔行政法院驳回了受害者们提出的取消强制驱逐令的请求，称“受害者们也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而默许地同意了(雇主的性交易要求)”，认为受害者们“没有积极反对或以此为由报警”。在被拘留期间，首尔出入境管理事务所放任菲律宾女性与雇主或雇主方面的律师会面。在会见过程，菲律宾女性受到操纵和恐吓，被迫做出对雇主有利的陈述。
玛丽等3名菲律宾女性以联合国的赔偿劝告为依据，于2023年12月26日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提出再审请求，认为法院不承认她们因韩国政府的强制驱逐和保护令而遭受的精神伤害是不公正的。
■人口贩卖受害者权利保障制度的缺失
目前，韩国没有保障人口贩卖受害者就业及滞留的制度。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口贩卖受害者在没有申报自己受害情况，就返回本国的原因。实际上，与玛丽一起逃跑的一些同事很快就买了机票返回了自己的国家。
揭露在韩菲律宾女性性剥削问题的纪录片《Host Nation》的导演李高云(音)表示，“她们的故事无法持续到最后是因为，大部分是年轻人，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国或开始新的生活。对于深度讨论，担心个人身份信息会被公开。在制作纪录片的过程中，也有人担心这一点，要求删除自己的故事。”
很难查明对菲律宾女性进行性、精神虐待的雇主的犯罪行为，韩国政府对此漠不关心。金钟哲律师表示，“剥削玛丽等人的雇主现在也在运营俱乐部，甚至以诬告罪、诈骗罪起诉举报自己剥削的受害者。”
孙高云(音)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