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莲 评论员
统计结果显示，若韩国总和生育率降至0.78，人口学家们也将束手无策。在德国统一5年后的1994年，前东德地区的生育率仅为0.77。也就是说，在现有国家体系崩溃、极端不确定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才会出现极低的生育率，但该现象却出现在了2022年的韩国社会。首尔大学保健研究生院教授曺永台在《人口 未来 共存》中写道，“纵观人类历史，若不经历传染病肆虐、战争或体制崩溃，接近零的生育率在人口学中会被认为是天方夜谭，但韩国正在证明这是可能的。”
实际上，韩国的生育率自2018年(0.98)跌破1.0后，就一直未出现回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韩国是唯一一个生育率低于1.0的国家。有人预测，照此下去，今后50年里韩国人口将减少30%，人口结构也将急剧老龄化。《纽约时报》评论称，韩国的低生育率超过14世纪黑死病给欧洲带来的人口减少。
面对4月份的国会议员选举，韩国执政党和在野党18日把低生育率对策作为主要竞选纲领。两大政党也将共同谋求国家议题的解决方法，这一点令人鼓舞。各政党也为提高政策实效性进行了许多思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国民力量党提出对父亲赋予一个月义务性产假，国民力量党和共同民主党共同提出只要一方申请育儿休假另一方就自动休假的政策。这些措施是考虑到了女性“独自育儿”的负担较重，即使想休育儿假也要看老板眼色行事的现实。为减轻育儿的经济负担，共同民主党方面还提出了发放“结婚生育支援金”等财政支援方案。
尽管如此，舆论仍非常冷淡。为什么呢？
若要继续维持韩国目前的人口规模，生育率至少为2.1。若达不到这一标准，则被视为“低生育社会”，若生育率低于1.3，则被视为“超低生育社会”。在提倡“少生”的家庭计划事业(1996年结束)的30多年里，韩国进入了低生育社会(1983年)。2002年初进入超低生育率社会，但在生育率降至1.08的2005年，韩国政府才急忙着手制定“低生育率、高龄社会基本对策”。在恶劣的保育基础设施下，各部门争先恐后地出台了百货式对策。至少在2015年之前，韩国的生育率虽上下波动，却并未进一步恶化。
但此后韩国的生育率却一直呈下降趋势，并大幅下降。在数百万亿韩元的预算下，鼓励生育的政策仍未取得实效，因此政府内外纷纷指责政策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从韩国政府低生育率对策基调的发展脉络来看，朴槿惠政府将支援青年层工作和住房纳入了低生育对策，而文在寅政府则首次提出了性别平等这一关键词，不仅是单纯的鼓励生育，更应该关注女性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但从执政党和在野党的竞选纲领来看，政界对低生育率问题的认识无任何进展。政府在并未废除会导致劳动时间过长的政策的情况下说要减轻有工作夫妻的育儿负担，年轻夫妇并没有育儿热情，但政府却要根据一、二、三胎分别给予差别性财政支援，这很难解决问题。在不知道年轻人真正需要什么的情况下，政府只是盲目地硬塞给年轻人们一些东西。这就好比“为那些根本没想上厕所的人修一条通往厕所的路，并做一个指示牌、建一个休息站，再用大理石和宝石装饰”(政治学博士李冠厚)。“制度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若仍只关注制度那么能解决问题吗？”
最近，家居品牌宜家对38个国家的消费者进行了一项调查(2023 Life at Home)，其结果值得重视。
调查结果显示，认为“独自在家时感到快乐”的人中韩国人占比居世界首位，认为“和家人一起玩乐感到快乐”的人中韩国人占比则居世界末位。这表现出，个人在竞争社会中艰难谋生的时代艰辛。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研究委员金恩智（音）表示，“对于青年来说，结婚生子是威胁作为劳动者生存的危险事件。现在是时候反思西方社会的教训了，当社会适应女性的新角色时，就会出现新的家庭平衡，从而使生育率回升”。
如此一来，“低生育率对策”一词在韩国社会是否再有必要提及也将打上问号。届时只需要提出建设美好生活的社会愿景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