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英嬉 总编
几年前听到一位30多岁的朋友说，季度总和生育率首次下降到0.8左右的新闻在同龄女性的聊天群里引发了欢呼声，笔者听到这个消息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朋友还称，“大家都说，即使总和生育率降到0.5，韩国政府也不会考虑改变性别歧视结构”。难怪会这样，笔者在试图理解的同时，又担心女性是不是对社会产生了某种报复心。
最近，生育率统计结果出来后，出现“大韩民国消失”、《纽约时报》专栏报道韩国情况时用到“中世纪黑死病”等字眼，并再次响起警告声。今年第三季度总和生育率为0.7，照此下去，未来某一天一定会降至0.5。
为了克服低生育问题，韩国政府在17年间投入了332万亿韩元却没有起到作用，这不能归因于某个特定因素。事实上，笔者这个50多岁的女性也很难说了解生育和育儿的当事人。笔者不仅没有育儿假或儿童津贴，还在只有两个月产假的时候生了两个孩子。虽然笔者批评韩国的性别歧视结构，并半开玩笑地称“对女性来说，趴在地上也不愿生孩子”，但也有“环境比以前好多了”的想法。更遑论那些以50岁以上男性居多的政府和企业高层。一位后辈在脸书上写道，“上周公立幼儿园招生期结束了，被编制竞争排挤的我们只能去私立幼儿园或补习班”，“所有关于课外辅导费用如何的大惊小怪都是可笑的。地狱般的世界只有当事人知道”。
在旧的已经走了，新的还没有到来的时代，沉迷于过去模式的人们正坐在政治界和政府里制定对策。缺乏性别平等观点的低生育政策产生这样的结果是理所当然的。低生育及高龄社会委员会和文化体育观光部于上月公布的“低生育率认识调查”结果中，性别和年龄层的认识差异皆并未作为变数被提及。
2009年，女性的大学入学率首次超过男性，而认为双职工家庭是理所当然的观念在任何一项调查中都占据压倒性优势，已经持续了近10年。重视个人生活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但是照顾和养育向女性倾斜的结构和认识发生了多大变化？令人震惊地讲述独自育儿现实的《82年生的金智英》也被认为是“部分敏感女性的过度反应”或被打上“女权烙印”，这就是我们的现实。
对于女性而言，她们对“安全”的感知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她们本身却不知道。在交男朋友之前，有很多女性在SNS上确认其是否是“ilbe”（极右翼、歧视女性的社群网站）用户。在一个因为剪了短发而被殴打、经常遭受网络性暴力的社会里，女性在考虑恋爱和结婚时，除了“经济原因”、“家务负担”之外，还本能地考虑着“生存问题”。
所以笔者并不是想说性别平等是低生育率的唯一解决方法。但是现在必须正视，缺少性别平等观点的低生育政策大部分是不起作用的。臭名昭著的“M”字形韩国女性经济活动参与率图表的变化具有启示意义。韩国女性因育儿等原因辞职，经济活动参与率在30多岁达到最低点，40岁以后以合同工等形式就业，曲线上升的模式这几年开始发生变化。从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的分析来看，发生变化的决定性原因不是扩大育儿，而是生育本身减少或推迟生育时间。曾有人以西方国家的为例，认为女性的经济活动增加，生育率就会上升，但这在韩国是行不通的。事实上，将“经济负担”作为不结婚原因的男性比例远高于女性，这也与性别歧视结构不无关系。因为这可以看作是“生计责任应该由男性承担”的父权式认知的牺牲品。
两个月前，在韩国女记者协会主办的“韩日女记者论坛”上，笔者有机会与挪威驻韩大使安妮•卡里•汉森•奥宾交谈。挪威也在上世纪70年代经历了严重的低生育率，后来两性平等指数跃居世界第二，生育率也随之上升。对于其中的动力，她表示，“这是一种共识，必须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韩国社会正在使出“全力”吗？在兼顾工作和家庭方面，减轻女性照顾负担的方法的局限性已经显露无遗。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韩国是唯一0-2岁婴儿的保育设施利用率是高于母亲就业率的国家，也是育儿休假时间最长的国家，20年间韩国家庭福利公共支出翻了10倍，但生育率仍在下降，这是因为韩国政府只讨论照顾的便利性，而忽略了“谁来照顾”的视角。在将男女都视为照顾和劳动的主体的同时，工作环境的灵活性上也应该发生不同的变化。像“所有部门的产业部门化”一样，只强调竞争和增长，却扬言要解决居住和教育问题的胡说八道也应该停止。
也许低生育率是要求“国家大改造工程”的课题。如果没有这个思想准备，还不如接受“人口消失”。在国家讨论十余年后，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于2018年采纳性别平等模式，而现政府却干脆把其抹掉，真的迫切于低生育率问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