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奉贤(音) 经济社会研究院院长兼评论员
虽然说客在韩国很常见，但在明面上一直装作没有。韩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唯一一个全面禁止非当事人进行游说的国家(2017年国会立法调查处规定)，但是真正这样想的人有几个呢。
被大型律师事务所或国内外大企业雇用为顾问、专门委员、管理人员的前任高层官员，每次进行总理、部长、青瓦台人事调动时他们都会绕一圈，重新担任公职。在此次组阁中，被提名的总理或部门长官中有多名属于大型律师事务所。总理被提名人韩悳洙曾在最大的律师事务所“金&张”工作4年零4个月，担任顾问的职务，并收到了19.7亿韩元。一直强调能力优先的尹锡悦，对利害冲突的担忧和道德上的缺陷视而不见，文在寅政府也是如此。
他们是说客。主业是查探隐秘的信息。在10大律师事务所以合作伙伴身份工作律师说：“期待掌握有力部门的动向。对于有问题的企业，当局的想法令人好奇。因为只要知道，就可以制定对策。这样一来，律师事务所就会找到有苦恼的企业，进行营销，说‘这次请来了这样的人担任顾问’。”
之前让大法院院长站在法庭上的“审判交易”事件也是源自于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前任官员的消息。在二战被强征劳工对日企的索赔诉讼中，日本战犯企业的代理律师事务所金&张在2014年11月获得了“重大情报”。内容是“朴槿惠总统指示（个人的请求权仍有效力不要让最高法院做出判决）采取措施”。担任顾问的前驻美大使玄鸿柱(2017年去世)和前外交通商部长官柳明桓了解青瓦台动向后进行了报告。获得该情报的金&张想“动员”青瓦台和外交部，试图将大法院审判部改为对自己一方有利的方向，采取了无理措施。
法律或执行令中有很多模糊的地方。官员裁量留下的这种灰色地带是说客活动的空间。
在引发“霸王餐”争议的龙星基金收购外汇银行一事上也得到了确认。私募基金龙星基金当初没有收购银行的资格。但是银行法施行令中有例外规定：被认定为是需要整顿的不良金融机构或存在特殊事由则例外。外汇银行虽然不是亏损的金融机构，但考虑到潜在亏损，当局将其定为例外，并予以批准收购。令人无语的是，政府将执行令解释委托给负责龙星基金法律咨询的“金&张”侓师事务所。财政经济部非正式地收到了“可以认定为例外”的金&张研究意见书，并向金融监督委员会发送相同内容的公文，请求允许其收购。可以说，金&张是选手兼裁判。当时，前经济副总理李宪宰和经济首席秘书官韩悳洙担任金&张的顾问。小心翼翼的公务员们如此果断地行动难道是偶然吗？
站在大企业、有支付能力的人一方，说客展开游说时，有人会蒙受损失而流泪。说客们说“吃饭吧，运动吧”，从后辈那里了解到的“高级信息”是公共财产，不能用于追求私利。意大利政治学家诺贝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表示“民主主义是得让人看得见的”。官僚、法律家等看不见的专家权力的膨胀给民主主义蒙上阴影。
当然，因为有很多限制规定，所以有游说需求，也需要向当局说明民间立场的窗口。 既然如此，就应该提高游说活动的透明性。就像2018年引入公平交易委员会制度一样,有必要强化公务员与外部人士见面后立即详细报告做了什么的制度。
最起码的牵制措施就是不让说客回到公职。他们得到的数亿韩元年薪，可以让他们讲回到公职的事情或接受他人的请求。虽然现任官员只要严格要求自己就可以，但他们担心说客会回到长官、次官的位置左右现任官员的人事安排。2014年新政治民主联合的朴映宣议员提议，如果一级以上的公务员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在退休后的2年内不得被任命为国务总理、国务委员、国税厅厅长等，但立法未能通过。拥有172个席位的共同民主党如果致力于制定这样的法律，国民就会给予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