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露子 挪威奥斯陆大学韩国学教授
最近，笔者周围的人几乎都在看韩剧《鱿鱼游戏》。除韩国产电视剧外，还没有哪个国家的电视剧在全球能拥有如此高的人气。虽“生存游戏”题材的内容较容易受到观众的喜爱，但2000年的日本电影《大逃杀》等类似题材作品并未获得如此高的人气。无论是贴近受众的题材、缜密的故事情节，还是演员们高水准的演技等都为《鱿鱼游戏》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更重要的是这部韩剧意味深长的内涵。至少在挪威，围绕《鱿鱼游戏》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其背后的深层内涵上。
《鱿鱼游戏》不仅展现了鲜血淋漓的残酷剧情，更形象地描绘了新自由主义下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社会现实。在剧中，那些因在“金钱战争”中失败而被社会淘汰的弱者，仍一心想加入胜利者的行列，抱着哪怕是抓住救命稻草也好的心态，加入几乎没有胜算的生存游戏，以其悲惨的死亡给游戏组织者以施虐的快乐。剧中所呈现的小社会分为456个现代版角斗士和6个以杀人游戏取乐的嘉宾（VIP），这无疑暗含着对新自由主义社会中“为了1%、成为1%”极端现象的讽刺。这部剧暗含的象征意义，对自2008年爆发经济危机以来已充分习惯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全球观众来说，极易引发共鸣。
但除此之外，该剧还有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内涵，即游戏成员间缺乏团结，以及受害与加害的复杂重叠。被迫当角斗士的高额负债群体，最终只能成为富人控制下社会秩序的受害者。他们虽在以队友死亡为前提的赛道上，用自己的脚向胜利奔跑，却很少有人试图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杀人游戏的组织者，也很少有人为自己的队友牺牲。在杀人游戏过程中牺牲的450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手上沾着自己队友的血。那些无法团结起来抵抗游戏组织者的受害者，最终也不得不成为施害者。或许，这部分内容才是该剧隐喻的核心。
该剧主人公“成基勋”的人物原型取材于因参与2009年双龙汽车罢工，而失去工作，面临人生危机的公司员工。参与罢工时经历的杀人般的镇压成了成基勋一生无法抹去的创伤。实际上，使用电击枪和催泪液等镇压双龙汽车员工罢工的行为，如同军事战争一样残酷，那些残酷的画面在很多人的记忆中依旧清晰可见。但笔者对2009年双龙汽车公司员工罢工事件记忆深刻的另一件事就是罢工工人之间的“孤立”。双龙汽车工会上级团体金属工会的15万工会成员中虽部分人参与了罢工，但这只是形式上的“团结”。现代汽车支部的代议员们，否决了双龙汽车公司罢工员工提出的“共同罢工”方案，使罢工活动失去了核心动力，未能从根本上团结起来。以“亲商”（Business-friendly）而臭名昭著的李明博腐败势力对双龙汽车公司罢工员工进行了直接加害，另一个潜在加害者就是那些不帮助同事，只关心自己安危的同行业工人，他们在这场悲剧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鱿鱼游戏》中数百名现代版角斗士虽是受害者，却很容易变成“游戏”中的施害者，最终在游戏中互相伤害，这不正是上述真实罢工事件中人物原型的再现吗？
像《鱿鱼游戏》这样的作品经常诞生于韩国而非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因为其特有的文化背景。即使是同一劳动群体，只要立场或身份稍有不同，就很难同其他人团结起来。以笔者较熟悉的大学圈子为例，韩国教授工会有600多人，占四年制大学全体专职教授人数（约6.6万人）的1%左右。虽是只有极少数教授参与的工会，但对于已经保守化的大学教授圈子来说，可以说工会是最进步人士聚集的团体。同一大学还设有非正规教授工会，该工会成员约有1700名非正规教授（兼职讲师等）。双方工会都有从事教育和研究的教职人员加入，且两个工会都属于“进步”政治倾向。但当被问及正规教授工会成员和非正规教授工会成员是否进行过联合斗争时，得到的回答是“几乎没有”。同样拥护进步倾向，同样是大学所属，同样是研究人员，但若身份上有差异，就不会联合起来。难道在韩国社会中只有大学才如此吗？《鱿鱼游戏》就是这样一部通过极端方式隐喻韩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无法团结起来的作品吧。
在《鱿鱼游戏》噩梦般的世界中，杀人游戏的很多参与者其实都默认了游戏组织者的世界观。游戏组织者认为，既然游戏参与者是“自愿”的，就可以在“人类赛马场”让参与者玩你死我活的赌博游戏。再次回到游戏中的参与者们，也默认了“只有队友们都死了，才能最终获得奖金”的弱肉强食逻辑。问题是，在韩国现实社会中，受害者默认施害者逻辑的情况也非常多。例如，即使是长期性、连续性的工作，雇佣形态仍未非正规职，数十万民众对非正规职歧视这一巨大不公正现象视而不见，反而默认新自由主义统治者“程序公正”的欺骗性阐述。为了反对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公司将非正规职转为正规职，韩国数十万民众甚至向青瓦台提出了请愿，该事例表明被统治者根本无法对统治者的理念做出抵抗。若受害者们不能迸发出为捍卫平等团结起来集体抗争的信念，最终只让极少数人受益的“鱿鱼游戏”将永远不会停止。《鱿鱼游戏》立体的呈现出过去20多年韩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以及韩国社会中受害群体分裂和原子化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