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人道主义援助同样适用于制裁对象原则
应学习在救助工作中打开双方对话窗口的历史
朝鲜当局将此次咸镜北道北部地区洪灾称为“解放后首遇特大灾难”，但朴槿惠政府在该洪灾救援问题上依旧态度坚决。虽然以联合国常驻朝鲜各级机构为中心的国际社会都在争先恐后地向朝鲜伸出援助之手，但是韩政府依旧以朝鲜第五次核试验为由，提出了“金正恩政权责任论”，这实际上就是明确表明了拒绝援助朝鲜之意。此等行为不仅与人道主义救助同样适用于制裁对象的国际社会人权原则背道而驰，同时也不符合朴槿惠政府的基本方针。对朝人道主义救助可谓在改善韩朝关系上起到牵头作用，同时也被看做是应当从历届政府为克服分裂及扩大统一的情绪共识杠杆政策中进行学习的一大契机。而这一观点的呼声正在被不断放大。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在9月19日例行记者会上就韩政府支援朝鲜洪灾方针问题回答称“只有对救济性质及受灾情况进行了相关实际情况调查并对紧急救济的必要性、透明度和朝方请求等进行综合考虑后，才能为该问题出给出相应决定”。即重申了韩政府相关方针。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郑发言人强调称“朝鲜即便深陷洪涝灾害却仍强行推进了造价极高的第五轮核试验。在当前（洪灾重建）任务下，朝方仍旧在与民生毫不相关问题上投入金钱与努力，因此首先需要对其核问题进行问责才对”。这是一种向遭受洪灾的朝鲜居民问金正恩政权之责，同时无视国际人道主义基本原则的反人权认识。而在被朴槿惠政府称为“联合国70年来最强硬制裁决议”的联合国安全保障理事会第2270号决议中仍明确写有“需注意，本决议中所涉及的（制裁）措施并不会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居民带来消极人道主义影响”。换言之，核试验制裁与对朝人道主义救助属于两大截然不相关的问题。
朴槿惠政府在此期间一直以“朝鲜并未向韩方发出请求”来避谈是否支援朝鲜洪灾一事。在当天的记者会上，郑发言人说道“有关紧急救济的国际原则需根据当事国请求而定。按照国际惯例，在当事国未发出请求时，韩方将不会给予支援”。但“国际标准”及“惯例”又是什么呢？其正是1991年12月19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加强联合国人道紧急救济调解》决议。该决议第一行规定称“对处于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中受害者而言，人道主义救助为重中之重”。在朴槿惠政府所提出的“国际标准”的第三款中有规定称“原则上，人道主义救助应根据受灾当事国同意及请求而定”。然而该规定的推出是为了尊重当事国主权，并不应成为回避救助的挡箭牌。该规定的第七款中反而明确写道“为支援受灾国，周边国家应密切参与到包括人道主义救助货物报关问题在内的努力中去”。
在历史上，韩朝关系中实际有过许多未有正式请求同样给予了人道主义救助的先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84年9月韩国首都地区洪灾一事。当年从8月31日开始，以韩国首都地区为主，相关地区遭遇了集中性特大暴雨。仅三天内，首尔地区便迎来了334.4毫米的降水量。据当时韩国内务部统计资料显示，以首都地区为中心，全国死亡人数达86人，受灾人数接近10万人。在当年9月8日，朝鲜朝鲜红十字会突然提出“向韩国送去5万石大米、50万米布料、10万吨水泥及其他药品救灾物资”。而当时韩国当局并未提出相关请求，同时双方还处于体制竞争的时期。焦头烂额的全斗焕政府仅在六天内便接受了朝鲜的这一提案。救灾物资在9月29日~10月4日期间，经过板门店、仁川港、北平港，历经曲折终于到达了韩国。韩国前统一部长丁世铉指出“以此为契机，双方召开了红十字会谈以及国会会谈和经济会谈。同时在此事推动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韩朝对话通过总理级会谈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1985年9月20~23日期间，双方分裂40年以来首次实现的韩朝离散家属同时回访故乡一事，也同样是受到了该提案影响。丁前部长称，“双方间有很多类似因接受、给予人道主义救助而成为韩朝对话良好契机的事例。难道政府只需将人道主义和人权挂在嘴上，就可以回避相关民间支持吗？”
仁济大学教授金渊哲曾批评称，“从（2014年3月）德累斯顿宣言之后到目前为止，朴槿惠政府一直强调称人道主义救助同样适用于制裁对象。而韩国政府在即便发生了明确需要人道主义救助的情况下也仍旧不履行该原则，这不正是在出尔反尔吗？”
9月4日开始实施的《朝鲜人权法》规定道“韩国认同朝鲜居民拥有作为人类应有的尊严与价值，同时认可其追求幸福的权利。韩国应为保护并提高朝鲜居民人权做出相应努力”（第二条第一款）。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对记者所提出的“《朝鲜人权法》就人道主义救助做了明确规定”问题回答称，“该规定并非适用于任何情况下。当下便处于一特殊情况下”。韩国研究院院长金昌洙（音）表示,“夹在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所推行的核试验与朴槿惠政府决绝支援间受苦的只能是朝鲜居民”。
郑寅桓 金真哲 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