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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亚于供词的间接证据,指向朴槿惠与李在镕

登录 : 2017-06-07 10:55 修改 : 2017-06-07 02:24

5月29日下午,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为出席在首尔瑞草洞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召开的公开审判,正从押送车上下来,走进法庭。(图片来源: 韩联社)

表面看来像是一场“密室犯罪”。韩国检方认为,朴槿惠前总统与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在三次单独谈话中就不正当利益请托和权力寻租达成了协议,而这三次谈话即无目击者,也没有录像(CCTV)资料。如果两人继续缄口否认,是否就会成为一场完美的犯罪呢?

特别检察组将关注点放在了两人单独谈话前后的各种间接证据之上。在行贿与受贿当事人否认嫌疑的案件中,比起当事人供词等直接证据,检方更经常通过搜集间接证据证明嫌疑成立。检方还原两人单独谈话情况的核心证据共有两项,分别是在两人单独谈话前向朴前总统报告三星问题的“总统谈话资料”和前青瓦台政策调整首席秘书官安钟范记录谈话后朴前总统所做指示内容的工作手册。

写于2015年7月25日两人第二次单独谈话前的“总统谈话资料”中包括“两家公司(三星物产与第一毛织)合并后李副会长对三星电子的支配力将得到强化”,“希望在对企业理解度较高的现任政府任期内解决继承问题”等内容,并记录了为财团出资的相关要求。

从安前首席秘书官详细记录总统指示内容的工作手册中,也可以推测出两人的谈话内容。特别检察组拿到的39本业务手册内容显示了李副会长在继承集团经营权的整个过程中与权力进行的交易,成了法院批准逮捕李副会长的决定性证据。2015年7月,安前秘书官在两人进行第二轮单独谈话后记录的工作手册中写下了“三星与Elliott对策”的字眼。去年2月15日第三次单独对话后,朴前总统向安前首席秘书官传达了三星希望“金融控股公司、全球金融,产银分开”,“保留全球制药公司,生物产业园”的要求,并作出了“Mir、K体育财团,冰上运动,马术”等旨在满足崔氏赞助要求的指示。特别检察组根据“总统谈话资料”与工作手册的吻合情况,模拟了两人单独会谈时交流的利益请托与权力寻租谈话内容。

特别检察组认为,这样的指示最终被落实,也反映出其中存在三星的公关和青瓦台的压力。公平贸易委员会工作人员写下的“青瓦台外压日志”中具体提到了青瓦台和三星为减少2015年7月合并后三星应该处理的股份数量而向公平贸易委员会施压的细节。最终,公平委员会“应处理1000万股”的决定在两个多月后变成了“处理500万股”。另外,从2015年10月开始的一年时间里,三星未来战略室前次长张忠基先后与前青瓦台首席秘书官安钟范进行了87次通话,而且每当遇到中东呼吸综合征事件和三星合并股东大会决议等重大关口时,他都会向后者发送“请保持联系”等信息,也可以作为此案的间接证据。

玄小恩 记者

韩語原文: https://www.hani.co.kr/arti/society/society_general/7977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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