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晋旭 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李在明政府上台已满一个月。告别了此前紧张的宪政危机时期，如今韩国社会面临着一道新课题：如何构建“新大韩民国”。在弹劾与大选之后，国民所期盼的“新国家”，应当是一个与12·3之前截然不同的国家——一个不再重演12·3的国家，一个切实改革12·3事件所揭示出的精英腐败与社会底层暴力问题的国家。
许多人带着焦虑发问：我们的民主是否真的稳固？我们的自由和生命如今是否安全？曾试图发动内乱的势力及其合作者是否真的不再卷土重来？那些曾将国家推入无政府状态的极右翼暴徒，如今在做什么？曾有数十万人高呼“肃清赤色分子”，他们现在又身在何处？不仅是政府改革，我们又该如何推动整个社会的变革？
围绕上述种种问题，如果说大选后政治领域最受关注的是人事任命，那么在社会层面引发最热烈讨论的议题，便是“韩国社会的极右翼”。媒体连日报道“20%的韩国人属极右翼”“三名20多岁男性中就有一人是极右翼”“青少年中极右翼成主流”等调查结果。然而，这种将特定人群标签化的谈论泛滥，非但无助于厘清问题、寻求解法，反而可能遮蔽了那些真正持续制造极右翼世界观、仇恨与暴力的势力本体。
首要问题是，“极右翼”这一概念本身存在严重混乱，亟需明确界定。人们常将保守、右翼、仇恨情绪、社会两极分化、民粹主义或威权主义统称为“极右翼”，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极端主义”是指否认民主、多元、法治等现代政治原则，以及否定人权、自由、平等等普世基本权利的思想、行为或组织。而“极右翼”则是指通过反平等与排他性，破坏政治与社会根本价值的情形。换言之，极右翼并不是程度上的“严重问题”，而是法律与道德层面的“特殊问题”。
若依上述标准来看，当今韩国社会中究竟有多少人具有极右翼倾向？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我们必须警惕那些试图以各种指标划定“极右翼群体”的做法。因为只要在阶级、意识形态、性别、种族、国籍、宗教、性别认同等任何一个层面上，主张对他人的歧视与暴力、将对民主与多样性的攻击视为正当，这种态度本身就已带有极右翼性质。与其一味寻找“最极右翼”的群体，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共同反思社会上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事实上，韩国人在多个层面、以不同程度展现出极右翼思维。例如：有25%的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独裁更好，或认为无论民主还是独裁都无所谓；14%的人认为“紧急戒严”是正当之举（东亚研究院）；21%的人相信2024年国会议员选举存在舞弊；14%的人认为为阻止女权主义的扩散，可以正当动用武力；43%的人对性少数群体抱有敌意（韩国Research）；12%的人主张应将在韩难民驱逐出境（益普索）。
这些极右翼世界观，并非局限于特定世代、性别、阶层或宗教。目前，在非老年群体中，二三十代男性在偏好独裁、厌恶弱势群体、敌视女权主义等方面，极右翼倾向相对较高。然而，在宪政危机期间，对民主构成最大威胁的却是老年群体——其中有50%至70%反对弹劾尹锡悦。对伊斯兰教和难民持最强烈敌意的，是二三十代女性；对性暴力问题缺乏认知的，则是五十岁以上男性。而如今被视为最具进步意识的四十代，其部分成员在十多年前却曾被称为“我们支持歧视、成为怪物的一代”（吴赞镐）。
从阶层来看，虽有研究指出，高收入青年男性极右翼倾向最为突出，但也有分析认为，中产阶级因地位焦虑与被剥夺感引发的反女权情绪最为强烈。在宗教领域，新教、新天地等群体中，极右翼倾向在老年人及低收入年轻人中较为普遍。提到宗教极右翼，人们通常联想到新教，也确实有不少牧师持有极右翼立场，但从信众来看，新教的进步派与保守派分布相对均衡。相比之下，在此次总统选举中，佛教教徒对极右翼政治人物金文洙的支持率高达52%(HANGIL Research)。
由此可见，各社会群体都潜藏着不同程度的风险。因此，不能将极右翼的标签加诸于“二十代男性”“新教信徒”“上层阶级”或“底层民众”等特定群体，而应关注广泛潜伏在社会各处的暴力倾向。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这种暴力的社会土壤被政治化。在大选之后，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在普通人的极右翼思维倾向，但事实上，更具威胁性的是，将暴力思想植入人心、或将潜在的暴力倾向加以放大和动员的极右翼组织、集团、运动、媒体及权力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