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旭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委员
2024年是历史上参与投票人口最多的一年。76个国家的约42亿人进行了选举。从韩国研究所全年发布的时事报告清单中，可以了解到在哪些地方举行了哪些选举。从1月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开始，3月有俄罗斯总统选举，4月有印度议会选举，5月有南非议会选举，6月有墨西哥总统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7月，英国和法国分别提前举行了议会选举，8月，孟加拉国因反政府示威成立了新政府，10月有日本议会选举，11月有备受关注的美国总统选举。
显而易见，经济与政治密不可分。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之所以关注各国选举，是因为选举结果直接影响到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尤其是像今年这样主要国家集中举行选举的年份，提前分析其经济影响并制定对策尤为重要。负责美国事务的同事分别对两位候选人的政策撰写了报告，并在选举结果揭晓的次日发布了当选者版本的报告。尽管不及美国，但欧洲同样有不少重要选举，笔者也因此度过了忙碌的一年。政治(Politics)与经济(Economy)的混合词“政经学”(Policonomy)一词，贯穿了研究院整整一年的研究主题。
“政经学”不仅探讨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也包括经济对政治的影响。有时，经济状况甚至会决定选举结果。例如，特朗普的支持基础是那些未能从自由贸易中受益的工人阶层。面对中国廉价商品的冲击，美国显得束手无策，锈带地区的工业园区日渐衰退。在本已艰难的情况下，大批移民涌入，占据了优质就业岗位。特朗普提出通过提高关税和封锁边境来振兴制造业，赢得了近一半美国人的支持。
经济状况恶化引发的不满，也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在新冠疫情之后，高利率、高物价的状况持续，家庭实际收入减少。战争期间强行推进能源转型提高了生产成本，严格的环境法规延缓了技术创新投资。对移民和难民的财政支持成为内外居民矛盾的导火索。在执政势力未能提出有效对策的情况下，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崛起。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以及欧洲主要国家的选举中，被归类为“极右”的政治势力创下了历史最高支持率。
新兴势力不可避免地会推行优先本国选民利益的政策。“让○○再次伟大”式的孤立主义政策无疑将对全球经济造成负担。特朗普甚至在就职之前就扬言要对墨西哥、加拿大、欧盟等最亲密的盟友加征关税，而欧洲则计划以报复性关税或出口管制予以应对。以提升区域内高科技产业竞争力为目的的补贴竞争未来可能会更加激烈。二战后一直支撑全球经济繁荣的国际分工体系，正在主要参与国的国内政治动态作用下逐渐瓦解。
在这样的局势下，韩国的处境尤为不利。2024年12月的韩国，恐怕会作为政治对经济造成冲击的最直观例子被记住。难以置信的非法紧急戒严令发布后，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仅在戒严后的三天内，外国投资者就在韩国综合股指(KOSPI)市场抛售了超过1万亿韩元的股份。韩国银行向市场投放的流动性甚至超过了金融危机时期。戒严的后遗症加上来自美国的冲击，使得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达到了15年来的最高点。政治动荡令消费、投资和出口全面萎缩。
实际上，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尽管代总统和各部门长官正在努力制定对策，但当前的危机并非通过临时性短期措施就能解决。必须决定以何种理念适应正在碎片化的全球经济秩序，并积极寻找盟友，探索团结的对策。此外，政治地形变化背后国内资源分配的问题，也需要以长远的愿景加以解决。这些都是在总统席位空缺的情况下难以解决的课题。
政治稳定即是经济利益。在送走了“政经学之年”后，期望2025年能够尽早结束弹劾程序，迎来为更好的政治和更强经济做好准备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