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蔚山8岁的瑞贤（音）被发现在浴缸里身亡。他被继母打断了16根肋骨。第二年2月，政府出台了有关对策。但此后情况并无改变，仅列入政府官方统计(保健福祉部，“2019年虐童主要统计”)的受虐死亡儿童2017年就有38人，2018年28人，2019年42人(暂定值)。据统计，2019年被认定为遭虐待的受害儿童有3.45万人。瑞贤离开这个世界7年后的2020年10月13日，出生仅仅16个月的郑仁在首尔阳川区一家医院因“外力导致腹部损伤”结束了短暂的生命。这次，政府再度急急忙忙地出台对策，却不能给民众带来信心。有人指出，现在需要的不是一味出台新对策，而是应当让防止虐待儿童的系统在现场正常运转起来。
■初期积极介入重于举报次数
韩国民众因郑仁事件而愤怒，是因为孩子身亡之前，报告虐童情况的信号有过三次，最终却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直到郑仁死后，警方和保健福祉部才迟到地出台对策，如果接到虐童举报2次以上，孩子身上发现淤青或伤痕，立即采取措施将父母和孩子分开。
有人认为这一对策难以应用，因为，如果父母当场反驳“不是虐待”，则难以立即进行隔离。以郑仁为例，去年5月警方因其腿部淤血而进行了调查，但养父母辩称“是按摩”而否认虐待，调查不得不就此结束。韩国预防虐童协会会长李培根（音）表示：“如果虐童父母强烈否认，难以辨别是否存在虐待行为。制度已经充分制定，而最为重要的是专业性和丰富经验，以及办事人的意志。”
还有一种担心是，一味拘泥于举报次数，就会出现死角。只要发生一次严重虐待，就需要积极采取隔离措施，但一味的为了符合所谓的隔离标准，这种标准很有可能成为“形式上的标准”。残疾人人权法中心代表金艺元表示：“去年6月发生在忠南天安的虐童事件只有一次举报，但孩子最终死亡。不要单纯地执于隔离标准，要找出体系不起作用的原因。”
虐童父母和儿童之间要采取隔离措施，而采取措施后也很重要。与家庭分开的儿童生活在虐待受害儿童收容所或寄养家庭等。但目前，为受虐儿童而设的收容所只有75个。考虑到一个收容所的名额有5~7人，全国收容所的名额最多500人左右。今年收容所将增加到91个，但考虑到2019年发生虐童事件3.45万起，显然远远不够。李培根会长表示：“不能因为设施不足而导致不能采取措施将儿童分开。除了努力扩充设施，还应该考虑利用社区中的类似儿童保护设施。”
■“专职”不能有名无实
政府最近出台的防止虐童对策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新设了专职负责虐童业务的公务员。从去年10月起，地方自治团体辖下出现了虐童业务专职公务员，担负虐童现场调查和判断是否有虐待行为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此前由儿童保护专门机构(儿保专)这个民间机构负责。民间机构承担全部虐童相关业务，存在诸多限制，比如难以进行强制调查等等，因此才交由公共部门负责。去年，全国188个市郡区安排了290名专职负责儿童虐待业务的公务员。
虐童相关业务的特性要求高度的专业性，而现场结构实际却难以保证专业性。受新冠疫情影响，最近投入的第三批专职公务员只接受在线培训一周就开始了工作。首尔市一位自治区专职公务员表示：“儿童保护专业机构职员要接受培训100个小时后方可从事现场工作，而我们总共接受了2周左右的培训。因为这个领域解决问题要靠经验，所以存在许多困难。”首尔市一位相关人士表示：“对于虐待儿童问题，最好安排有(现场)经验或学习过的人，但现在安排的似乎也有没有经验的人。”
人力也远远不够。专职公务员要不分昼夜地工作，包括24小时受理举报和现场调查、应急处理、联系专业机构等。截止本月4日，首尔市25个自治区有专职公务员61人，平均每个自治区2.4人。首尔市相关人士表示：“两人一组出现场搞调查，一人受理举报，所以至少需要三人。”保健福祉部计划年内在全国共安排664名专职公务员。
警方也迫切需要扩充专职人员和提高专业性。警方一官员表示：“2~3名预防虐待警察不仅负责虐待儿童，还负责老人、女性、残疾人等所有弱者的虐待问题，因此，有时一个人负责几百人。另一个问题就是专职负责人经常更换，不能充分积累工作技巧。”
专家表示，要防止发生“第二个郑仁”悲剧，应该创造环境让专职公务员正常工作。淑明女子大学教授(儿童福利系) 姜志英（音）指出：“目前，专职公务员虽然已经有了形式，但缺乏人力或预算，就好比有汽车却没有油。既然是为提高公共性而引进，就必须伴以相称的专业技能和待遇。”梨花女子大学教授(社会福利系) 郑益中（音）也表示担忧：“这是非常专业的工作，需要长时间的培训和经验，但由于人力不足，工作很累，所以大家都会逃避。这样的话，人会不断变化，做不到积累专业技能。”
姜载求 田光俊 李朱斌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