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问题专家黑泽尔•史密斯
收起对“疯狂国家”的偏见
着眼于朝鲜的实际变化
“主力并非国家而是居民”
《集市与先军政治》
——挑战“未知国家朝鲜”的神话
作者 黑泽尔•史密斯 ，翻译 金载五,创批出版社
新闻媒体经常把朝鲜看做一个“拥有疯狂热衷于核武器的领导层，以及被其洗脑后如士兵般绝对服从的居民”的国家。但是，将朝鲜视为完全无法理解的“疯狂国家”的观点，不过是一种脱离事实的捕风捉影。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OAS）韩国学中心研究教授黑泽尔•史密斯(Hazel Smith) ，在2015年出版的《集市与先军政治》中，表明朝鲜也可以像其他国家一样，通过科学、学术方式对其进行分析。包括在朝鲜停留的两年多时间在内，过去25年里来的现场调查以及资料调查成为了史密斯教授展开分析的基础。
若首先从作者的结论说起，今天的朝鲜便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市场化”与“从上至下的核武装”相互交织的国家。尤为引人关注的是，21世纪之后，朝鲜内部自然发展起来的、由居民主导的“市场化”趋势。作者认为，只有收起各种偏见和陈腐观念并正视这一事实，才能量身定做出针对朝鲜的政策。
在“金日成主义”时期，朝鲜政治权力以过去的民族认同感为基础、将领导人奉为至高无上，并试图推动所有社会的系统化，然后对其加以治理；而当这一想法失败后，90年代的朝鲜又进入了新的“先军政治”时期。作者大体上便是将朝鲜分为这两大时期进行了分析。而划分这两大时期的正是金日成主义的失败。冷战结束后，金式家族领导层感觉在维持体制上受到了威胁，从而开始一味致力于争取“核武装”的核开发项目,以达到稳定政权的目的，结果却经历了经济领域上的严重失败。工业和农业生产急转直下，粮食分配体系崩溃，大部分居民不得不面临极其严重的饥荒。在1993-1998年期间，朝鲜共有100万人死亡。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推算，在1992年和1996年之间，朝鲜居民的平均收入从1005美元减少到了481美元。
朝鲜因此便开始了“自下而上的市场化”。处于饿死危机的居民们开始在国家并不允许的领域内，谋求粮食和收入。朝鲜居民们通过国家体制之外的货物交易和产品交换，创造出了原始的市场经济。为了自家留用或是拿到市场上出售,他们开始种植粮食，个人、家庭及企业等均培养了小规模的商品生产能力。由此一来，所谓的“集市”（市场）便正式登场。商品在中国以流通价格即国际价格出售，美元和人民币等外汇从而得以广泛使用。其结果便是在21世纪之后，只要有钱就可以在朝鲜市场买到各种商品,这一点开始变为可能；而最初的无执照摊贩也发展为了类似平壤统一市场的大规模市场。虽然主要是女性为了家庭生计而开展的自力更生活动，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大约已有70%的朝鲜女性参与到了经济活动中。
朝鲜政权也在利用市场化。在一切皆以维持政权为目标的“先军政治”时代，朝鲜政权曾实行过“从上至下的市场化”，该市场化虽然遭到了反对，但“实际上，为了实现包括‘粮食安全’在内的核心优先政策，朝鲜政权也在依赖于已经在现实中付诸行动的‘自下而上’的市场化。”在2002年7月实行的经济改革立法（7•1经济管理改善措施）中，出现了解除对价格和工资的限制，削减对公共部门的住宅和公共设备等的补贴，以及企业经营讲求损失与利益等内容。2003年，“农产品直接交易市场”被重新指定为“普通市场”，认可了过去10年间的市场拓展。此外，朝鲜军队和政府也开始亲自开办贸易公司追求利润。
国家的管控不复存在，市场化得以兴起，随之而来的暴发户和体制内部的不平等日益加剧，朝鲜开始出现了本质性变化。“相较于大体上接受依赖于中央集权决策的支配权，朝鲜居民更为普遍的是追求回避政府政策以谋求私利的个人决策权限。”日常经济活动与政治生活被分离开，对政府的嘲讽主义文化开始扎根，而作为制度权力和政治权威的党，其地位可谓一落千丈。市场化本身成为了朝鲜政权的一大威胁。
对此，朝鲜政权对内开始进一步加大政治施压，对外则埋头于维护政权的唯一王牌——“核武装”之上。除了政治施压外，“为了让居民摆脱大多数人的头号威胁——因饥饿而产生疾病，朝鲜开始确保粮食和收入”，由此切断了民众起义。结果，朝鲜虽然取得了维持政权的战术成功，但国家和社会却无法避免整体落后的战略失败。这期间，为了促成朝鲜政权垮台，美国和韩国在外部加强了“战略忍耐”式施压，但结果却造成了外交缺失，朝鲜的核能力反而得以发展。作者对此予以消极评价称，“‘战略忍耐’成为了‘战略麻痹’”。
作者认为，“为了获得全面的解决方案，应该停止对朝鲜的‘意识形态式虚张声势’，将朝鲜无核化放在优先位置，研究出一套具有一贯性的战略”。换言之，为了全面战略或将面临对朝鲜政权的安全保障等不愉快的妥协，但过程中可以期待实现了“自下而上市场化”的朝鲜居民成为“变化的主力”。而这一过程的起点便是要摆脱比照“恶棍与牺牲者”而来的偏见与歪曲事实。
崔源亨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