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顺岳、金顺玉、荡妇、贞子、辉子、庆子、松竹、慰安妇、妓女、妈妈桑、女佣、妈妈、奶奶、疯狗、酒鬼、狗杂种、流氓奶奶、顺岳氏。”
有个人被起了无数绰号。她就是幸存的日军强征“慰安妇”受害者金顺岳（音）奶奶。1928年农历四月，他出生在庆尚北道庆山，于2010年走完了八十二年的曲折人生。
她家曾是村里最穷的。原来家里打算给她取名金顺玉，但父亲去做出生登记时，书记不让他用“玉”字，因为这个名字只用在贵族家女儿身上。于是“顺玉”成了“顺岳”。16岁那年，金顺岳开始跟着村里的大叔打工，到大邱一家缫丝厂工作。这也是为了躲避日帝的“上交处女”政策。那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火车离开家乡，但她到达的不是工厂，而是为日军“慰安所”所设人口贩卖处。因为遭到就业诈骗，最终被迫进入“上交处女”行列。
庆山到大邱，大邱到首尔、再到哈尔滨、齐齐哈尔、北京、张家口。她被控制着走很远的路。“贞子、辉子、庆子、松竹”，经历四次更名后，战争结束了。当重新回到“解放了的祖国”时，用她的话说就是“仅剩下一具被凌辱的躯壳”，她能做的事情不多了。金顺岳靠在妓院当妓女维持生计，在美军基地村当上了做“姑娘生意”的“妈妈桑”。但此后在为慰安妇受害作证的公开场合，她一次也没有提起过这个时期的故事，因为实在不堪回首。
■被抹去受害者身份之外的生活
是否有可能在大众文化作品中再现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的一生呢？尤其是返乡后从事性产业的受害者，韩国社会能否接受这一事实呢？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已有一段时间了。
21世纪中期以后，韩国的大众文化作品一般将慰安妇女性形象描绘成“单纯的受害者——少女”或“引领世界和平运动的老年活动家——奶奶”这两个形象。与此同时，幸存慰安妇受害者的中年时光在大众叙事中被一抹而去。少女是如何成为奶奶的，在那段时间里，在韩国的家长制社会中，“回到故乡”的女性们要经历怎样的艰难，韩国社会不好奇，大众文化作品也不愿去想象。这些悲痛的时光就像《我能说》（2017）中罗玉芬（罗文姬饰）在母亲坟墓前哭诉的一样，漂浮在她们成为奶奶后的悔恨之中。
想象20至50岁的慰安妇受害者生存状况并不总是禁忌。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为止，小说和电影等都有赤裸裸描写日军慰安所相关的叙事和形象。1992年，金学顺老人有力的证言使日军慰安妇问题正式被人们所熟知，在成为话题的电视剧《黎明的眼睛》中，主人公尹汝玉（蔡时娜饰）也以“性爱化的成年女性”的身份登场。若是在现在，这是很难想象的事。
在《乙的耳朵是驴耳朵》中，国文学者许允（音）指出，在大众文化作品中，慰安妇受害者单纯以“少女、奶奶”形象固定下来的决定性契机是2004年推出的手机画报。某著名演员以慰安妇为主题拍摄手机画报后，受到了强烈批评。这是因为这段时间韩国慰安妇运动改变了社会对战时性暴力的认识。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受害者的特定生命周期被封印在了大众文化作品的想象力中。这本身并不妥当，单从难以对韩国的家长制进行内在反省这一点来看，就有许多问题。
政治方面的状况也没什么不同。超出父权制规定的“受害者形象”生活已被抹去。回到“祖国”后，为维持生计可以做出任何事的“慰安妇”幸存者中，有一部分像金顺岳一样成为了妓女，也有一部分在美军基地村生活。但若正式公开这些事，就可能会给“自愿性交易”之类的主张提供依据，所以不得不隐瞒。有“受害者气质”的神话成为了韩国慰安妇运动的枷锁，不仅是慰安妇受害者，这还强加给无数女性另一种耻辱感。从作为连取名时“玉”字都不能随便用的穷人家女儿被卖给日军，到受尽折磨回国后也不能过上正常的安逸生活，金顺岳老人苦难的一生是日本帝国主义和韩国家长制间残忍的共谋。
■金顺岳老人留下的遗产
纪录片《温柔》以金顺岳老人留下的口述和各种记录为基础，将她的整个人生重新搬上了银幕，将金顺岳老人的所有名字“温柔”地一一讲述。并向观众们展示了那段面对大众话语和外交政治时所回避的时光。
朴文七（音）导演在一次采访中曾这样说道，并不存在什么受害者形象，日军“慰安妇”也是一样。现在韩国社会应正视被我们抹去的记忆。这不仅是恢复受害者名誉的事，也是反省韩国社会父权制的事。
与此同时，有件事要记住。无论金顺岳老人曾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都要共同创造一个不歪曲受害事实的讨论平台。《温柔》以韩国慰安妇运动历史和慰安妇大众叙事历史为基础，迈出了勇敢的一步。最终，在金顺岳老人留下的遗产上，我们今天也得以将我们的视野再拓宽一些。
孙希贞（音） 电影评论家
